王珂 —— 《问界》引航未来开创艺术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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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界

引航未来开创艺术新纪元

落墨云烟生，起笔华章成。书画艺术源远流长，充满了文化传承的玄机要妙，我们邀请到当代大有作为的书画艺术家，仰观他们的卓越成就，深深地感触着他们立足当下，如渴鹿奔泉，在书画创作的过程中深刻回望过去，执笔墨以探寻古人操持翰墨丹青的非凡境界。通过朝乾夕惕的磨砺，他们在境界里探索边界，走向借古开今的迢迢大道，用作品引航未来，用笔墨开创艺术新纪元。

大鹏一日乘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问是一种追的姿态，是一种究的执着，优秀书画艺术家们向“界”而行，让书画真谛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开阔。以书画为道，问过去、问当下、问未来，在实践中锤炼，在锤炼中铸魂，敢于突破创新，在“界”的面前打开思路，起于“异想”，成于“天开”，让本次书画展的每一件作品都充满传承的底气，富含创新的精彩。问界所作与众不同，别出机杼！在灿然一新的书画作品体系里观赏，体会问界新成的卓越，眼前就是艺术新纪元的横空出世！

望长安于日下，目吴会于云间。时代更迭，思想碰撞。问界书画展挖掘全新的艺术生态，集合最优的作品样态，让引航未来的艺术家共聚一堂，凝聚开创艺术新纪元的伟大力量。站在这里鉴古论今，一起品阅未来已来的书画奇观，向前迈进，必达新界！

文/北京墨真书画院编辑部

王珂

1960年生于山东省潍坊市

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第十三届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委员

中国美协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委会委员

中国画学会理事

画之大者：王珂的人物画

任军伟

在中国绘画史上，人物画作为最重要的画科之一，先后出现过东晋顾恺之、唐代吴道子、宋代李公麟等彪炳史册的杰出画家。而随着山水画、花鸟画的独立分科与兴盛，人物画日渐式微。元代以降，除了明代陈洪绶、清代任伯年等少数大家外，则很难再找到真正高成就的人物画家。走向近代，中国人物画才又步入“柳暗花明”之境。徐悲鸿、蒋兆和等画家根植传统艺术并融合西洋绘画表现手法，为人物画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也使日渐衰落的人物画生发出新的生机。百年以来，中国人物画坛英才辈出，中青年一代的画家也在迅速崛起，王珂即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近年来，王珂的人物画越来越多地赢得了专业人士与社会大众的好评，作品常被邀请参加各类大型的美术展览，并被各大美术馆、博物馆等专业机构收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总体而言，王珂的人物画创作是比较全面的，既能创作兴之所至的小品，也能驾驭厚重博大的主题性创作，尤其是以主题性创作影响最大；既工于写实，也擅长写意，但总体上又是以写意为主。他的写意人物画，传神而得法，笔简而意足，随心适兴，参酌众法，不拘一格。

在谈及王珂的人物画时，冯远先生曾说：“他在创作中善于捕捉并表达现实生活中人物对象的形象特征和表情特征，在与对象展开情感交流之际达成技术表现上的形神兼具。”并进一步指出：“其在笔墨技法方面，近年来注重从写实性描绘向写意表现性语言的变异转换，追求色墨交融、概括简约的整体处理，既强化了作品中人物形象塑造的精妙入微和传神特长，又尽可能地发挥了水墨渲染对比的技术特性。”的确，王珂的人物画创作，多以现实题材为主，作品普遍构图简洁，造型严谨，笔墨讲究。他似乎无意为画而画、为创作而创作，而是在与画中的人物进行对话，讴歌的是一种精神、接续的是一种文脉、表达的是一种家国情怀。换句话说，他是在“为艺术而艺术”或者“为人生而艺术”之间，寻找一种精神寄托。

从技法表现的层面来看，王珂的人物画作品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造型追求准确、笔法表现细密，如《十八罗汉系列》《陕北小镇》等；另一种是注重传神、笔墨疏简，大多来自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写生，如《课堂写生》《同事系列》等。这两种类型的作品，共同点之一，是意象的塑造筑基于坚实的造型能力。既发挥了简笔写意的高度概括，又不失物象局部的具体写实；整体上追求自由书写的“真放”，而在头面手足的描绘上又力求“精微”。对此，很容易让观者想到苏东坡那句“始知真放本精微”的论画诗句。这一方面离不开他少年时代在素描、速写方面下的功夫曲阜师范大学本科四年在人物花鸟山水书法等多方面打下的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得力于在北京画院王明明工作室进修，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韩国榛工作室硕士研究生同等学力班得到的严格的造型笔墨方面的训练，进而是中央美院博士课程班两年半的深造时导师卢沉张立辰先生，导师组导师郭怡琮李少文薛永年等先生的亲炙，同时，同学之间的互动交流，都对王珂的艺术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不断的学习使其对中国绘画的理解和认识有了本质上的变化。在王珂的作品面前，观者会对他笔下准确传神的人物造型所透发出的强烈的笔墨意气产生一种震撼，几乎是纯水墨的语言表现，却令人叹服他出色的驾驭着笔墨征服造型对象的能力，体会他在画面中流露出来的富于掌控、但又无法遏制的艺术自由感，那种笔简意足的概括能力，似乎是题材对象所赋予他的自然结果，而不仅仅是王珂的主观所为。尤其是那件在第11届全国美展获奖提名的《都是热血儿郎》，作品中所把握的瞬间的人物状态及生命精神，已经与王珂的笔墨交融在一体，已经让人无法判断他是如何走进那些生命对象的，而且那些年轻的士兵形象又是怎样激起他心中的审美波澜，并将其连接着血、泪和盘托出，像是令人费解的艺术之谜。

王珂正是以这种严谨的造型功夫，加上灵活多变的笔墨，才使得他笔下的人物形象表现得遒劲圆润，自然洒脱，收放有度。也正是有了这一坚实的造型基础，王珂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对传统优秀艺术的学习与研究。这种对传统艺术的热爱和清醒认识，对王珂的艺术创作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门径既开，取法便广，面目不求异而自异，气象不求新而自新，此所谓得法于画之正体也。中国画的传统博大精深，欲窥其堂奥，唯有深入其中、悉心揣摩体味，方能有所得。笔者十分坚信，画家只要经过传统的磨莹，明其优劣，便能皎然自明。王珂洞彻画理，超越高迈，实乃体正之悟也。

如果再进一步说，王珂对待画理的研究与实践，主要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首先，他特别注重中国画的造型及其重要性。回溯20世纪初期的画坛，康有为、陈独秀等人之所以对传统文人写意画大加鞭笞，其原因就是因为宋元以来“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创作理念，使文人画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坠入了“非绘画”的魔道。如果说米氏父子、倪云林、青藤白阳的逸品笔墨之后，还有一种高逸超迈的形而上的精神内涵作为支撑的话，那么后来的文人画家大多只是承袭了以笔墨简略为之的皮毛，而遗失了精神层面的情感深度和价值深度。因此，康有为、陈独秀等人则呼吁中国画家纠正这一恶习，从“形似”开始，进而求得“形神兼备”。其实，王珂正是沿着康有为、陈独秀所开创的现代中国画创作之路而奋勇前行的画家，其接受过系统而严格的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训练，拥有极强的写实造型能力，这表现在创作上，即径直绕开了元明以来的文人画传统，而直接承继宋元绘画之大统，追求形神兼备、以形写神的艺术风貌，努力将偏离正途的中国画拉回来，并赋予其一种立足于全球文明视野的时代性和本质属性。

其二，王珂在注重绘画造型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作为中国画立身之本的笔墨。笔墨究竟是什么？论者各有说辞。简言之，中国画的笔墨，实际上就是一种以书法的技法系统和审美属性为根基的绘画表现形式，又是一种以中国艺术精神为底蕴的价值内涵。若论笔墨，需同时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方能得其究竟。王珂深谙此中奥妙，一方面他在绘画之余以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书法的研习，另一方面又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中国艺术精神的探索。通过这样的努力，使得王珂的人物画在成为“绘画”的同时，又没有偏离“中国画”的正脉。事实上，自从徐悲鸿等画家倡导吸收、借鉴西方写实绘画来改良中国画开始，用中国画的笔墨材料创作毫无中国画韵味的“夹生”之作，某种程度上也就成为了20世纪以来中国画创作的一大痼疾。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创作者大多矫枉过正，把手段当作了目的，从而远离了中国画的本体。然王珂于此理，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注重写实造型的同时，始终坚持锤炼自己的笔墨功夫、纯化自己的笔墨语言、提升自己的笔墨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王珂则把写实中国画的创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地、新的高度。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王珂的写意人物画追求的是法度与出新的统一。他的出新，可以概括为三点：一是化解程式，基于来自素描、速写、创作训练的扎实的人物造型能力，包括把握人物各种结构动态的能力，以这种造型能力突破并丰富传统的程式，把造型能力化解到程式法则之中，赋予程式以新的活力；二是关注当代，通过感悟现代审美意识，体味当代前沿艺术的脉动，力求在传统的艺术语言中融入新时代的生活气息，搭建今情与古意的桥梁，并以当代人的审美眼光阐发古意的现代价值。三是关注西方，特别是关注西方现代美术，既拓宽了审美视野，又在比较的层面上择取西方现代艺术元素，丰富现实题材人物画的艺术表现力。

社会发展至今天，现代景观已经大大占据了人们的视野。与传统题材相比较，现代题材常见于西方美术，主要解决的是怎么画的问题。但对于中国画而言，却要解决传统笔墨的现代性转型的难题。面对这样的难题，王珂并不回避现代题材与传统笔墨之间天然形成的某种难以协调的矛盾性，而是通过长期的艺术磨合、积淀，最终使其作品拥有了一种经典的品质，其创作的《人民的好县长高德荣》即是很好的例证。王珂在面对现代题材时，并没有被传统所束缚，而是“以最大的功力打出来”，敢于“无中生有”，敢于应物象形地创构新的语言形态，敢于拓宽传统绘画语言的审美内涵。由于《人民的好县长高德荣》直接表现现代题材，与传统笔墨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使得这件作品便具有了鲜明的时代风貌与艺术特色。因此可以说，现代题材与传统笔墨之间的矛盾关系并不是绝对的，而是有一定的通融性，在表现现代题材时同样也可以有效地利用传统笔墨资源，这样不仅有助于经典品质的确立，而且有益于个人风格的建构。

新时代以来，主题性绘画创作作为现代美术题材中的重要一项，受到了国家和画家的普遍重视与大力参与。在这方面，王珂首先受到了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跟随冯远先生访学时的影响，开始关注主题性创作。而真正把王珂带进主题性绘画创作大门的，是受聘中国国家画院期间跟随龙瑞先生创作了大型作品《红旗渠》。在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王珂对国家重大历史题材创作进行了反复的尝试与探索：一方面试图重新开掘传统资源，另一方面则是力求从西方绘画中借鉴新的语言因素，最终使之达到了两者的融合。其最近几年创作的《秦始皇统一中国》《香港与辛亥革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瓦窑堡会议》等大型主题性作品，都体现了这种创作思想与创新意识，从中也表现了他的艺术趣味与家国情怀。

王珂在谈到自己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时尝说：“主题性创作是带有叙事性的。作为历史性绘画的主题创作肯定要对事件的起因、发生、结果进行解读，讲述历史要相对客观，要尊重客观事实；再者，从事主题性创作要投入自己的真情实感，不管对事件、对人物，都要有自己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有别于他人的表达。不进入角色、没有情感的投入，是画不出动人的作品的。”的确，王珂是怀着一种深沉而真挚的家国之情从事这些作品创作的。因此，这些作品在他的千锤百炼之下烁烁生辉，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赏，同时也使他在重大历史题材人物画创作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铸就了新的历史高度。

当然，王珂的人物画创作已经不只是停留在中国画“技”的层面，而是渗透了他个人的情绪、气质，从而使其作品在笔墨语言上具有了一种令人震慑的深度。这种深度，似乎又与一般文人写意不能直接划上等号，它是属于徐渭、傅抱石一路的大写意在人物画中更具现代意味的艺术宣示。不仅具有笔墨深度，而且在其笔墨深度背后还透显出更为深刻的精神深度。王珂的笔墨语言，不是那种浮影式的拼贴，而是将他的主观生发与笔墨意趣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抒写，并将这种抒写与表现对象的内在生命相互贯通、相互交流，从而凝聚出一种精神深度。应该说，笔墨深度只有超越了自身而彰显着精神深度，才是有生命的；或者说，只有当笔墨深度与题材对象的造型特征相统一，才能揭示出表现对象普遍的、内在的生命状态并使人在对之凝视中而感到一阵灵魂悸动，这样才能真正称得上艺术中的精神深度。王珂的人物画创作，已经明显体现出了对这种精神深度的挖掘。

尽管王珂的人物画已经具备了他自己的一些样式，但是笔者以为还不能称之为风格。因为样式不同于风格，样式带有某种程度上的人为性和不确定性，而风格则表现出自然生成的性质，一旦形成就具有了相对稳定性。王珂通过各个阶段的自我学习和传统研习，其作品已经打下了坚实的造型功夫，也具有了艺术趣味，还能师法造化，感合时代，风格因子已经酝酿在他的创作之中了。而在笔者看来，对于中国画风格的确立，有一个致关重要的因素存在，那就是要真正讨得一种出乎自己天性、天赋的笔性。王珂的作品中，显示了这种笔性特征。这种笔性，既观物，又观我，得乎天然，天人一体。有了这种笔性，无论是面对自然还是面对古人，或者面对现代题材，面对西方艺术，就拥有了一种主动权。当然，笔性也是需要磨炼的，在与传统艺术的交流中加以磨炼，使古人的笔墨精华在这种磨炼中逐步吸纳到自己的创作中，再进一步对其加以修润、充实，从而做到文质彬彬。但在磨炼的同时，却不能磨掉笔性固有的、天然的品格，这种与生俱来的天然笔性，才是自己风格形成和确立的不易金丹。

对此王珂有着清醒的认识。创作中的王珂，以其独特的经历和特有的学养、身份的转换与知识的兼容，成就了他与众不同的现实人物画特色：画法写意而有坚实的造型功力，取径前贤而赋予当代审美意识，造型朴素而不落俗套，笔墨浑厚而植根书法。观赏王珂的人物画，不仅传统功力深厚，而且具有鲜明的个性、深度的思想，已经表现出很好的悟性与才情，也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而生活中的王珂，则是一位低调平和、踏实而不尚浮华的画家，他视画画为教学之余最为开心的事。书如其人、画如其人，王珂深厚、全面的画内功和画外功，以及他为人立世的高洁品格，同时成就了他的绘画：“没有一点使人痛苦的飞扬跋扈、装腔作势和低俗萎靡，其质朴朴，其气清清，其格堂堂正正，和他朴实、真诚、正直、执著的人品相表里。在当下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都可以低价或高价买到的历史情境里，对这种人生境界的向往所暗示的意义，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课题。因此，王珂的这些作品，必将作为现代中国美术史的重要现象留存下来。”诚如有的论者所言，中国美术史终究会为王珂的人物画留下一席之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技艺精湛、声名日显的王珂，却依然默默地探求着中国画的创新之路，并自觉地“以人民为中心”，在创作中“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他非常坚信，绘画艺术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正是因为如此，王珂的绘画创作日益呈现出正大之气象、浑厚之品格，也更加可以预见，他的艺术前景终将是令人迷醉的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