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丨子张：吴伯箫先生编年事辑
编者按：“甜点”书讯第25期，我们与读者分享的是2020年11月刚刚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子张（张欣）《吴伯箫先生编年事辑》。
在现代文学学科乃至整个“读书圈”，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子张都是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早在泰安师专任教时期，他就开始了对山东新文学作家吴伯箫先生的史料搜集与研究。因而，其所编吴伯箫年谱——或者如最终的书名，《吴伯箫先生编年事辑》——的质量是毋庸置疑的。值得一提的是，已故知名作家邵燕祥先生、前辈学人刘增人先生和子张自己为《吴伯箫先生编年事辑》所作序和后记，不仅对吴伯箫先生的文学地位做了客观评价，也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后来者做年谱、读年谱指明了方向。
为“一流大家”（子张语）之外的作家编年谱，不是为了给他树碑立传，而是为了将之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样本，在大时代背景下“解剖麻雀”。这些作家多做过中学教师、编过地方报刊、在抗战初期一度流离辗转，相比“一流大家”，更能代表当时一般知识分子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又因为这些作家后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们的大量历史资料得以留存，使“解剖”有足够的素材。正如邵燕祥先生在序言中所举的事例，很多历史细节不经由年谱很难被发现。这些细节合于一处，就可以让读者回到历史现场，体悟一代人的兴衰感慨。或许，这也是编年谱、读年谱的一种意义所在吧。
经子张老师授权，“甜点”特刊发邵燕祥先生、刘增人先生为本书所作序，及子张老师所写本书后记，以飨读者。感谢《关东学刊》授权转载！
子张著《吴伯箫先生编年事辑》序邵燕祥
我第一次见到心仪的散文家吴伯箫，大约是一九八O年春夏，他到虎坊桥南的诗刊社来，在老主编严辰的办公室。严辰叫我过去，介绍这是吴伯箫，我一看，是跟严辰一样的蔼然长者。年纪看来与严辰相仿，却一样精神。其实严辰生于1914年，他生于1906年，比严辰年长八岁，一算，他竟比我大着二十七岁！只是因为他还担任着领导工作，竟不觉他已经年逾古稀了。
在严辰同志面前，我一向口无遮拦，这回见了他的老战友吴伯箫同志，我也大大咧咧地说：“我十岁的时候就知道您的名字啦！”他有些意外，我说：“当时在沦陷区北平，有一家杂志叫《吾友》，登了《灯笼篇》，我看了喜欢，就把作者吴伯箫记住了。没想到，过了一两期，他们又发启事，说这篇作品抄自吴伯箫著《羽书集》，为此向读者致歉。我却没告诉吴老，几年以后，我在一篇散文习作写到乡村夜行打着灯笼，并非亲身体验，就是从他这篇文章里借用的。
而直到文革后花城重印了《羽书》一集，我才得见全书，也才知道原书名没有“集”字，原文也没有“篇”字。
这回看子张编的年谱，吴伯箫1980年5月10日写了《<羽书>飞去》一文，提到《吾友》这件事，也许他不是从我这里头一次听说，但他或是因我提起这旧事，忍不住写了此文，说：“再一件不愉快的事，是在敌伪侵占北平的时候，在北平的文艺刊物上用我的名字发表收入《羽书》的文章。搞这种伎俩的人也许穷极无聊只是为了赚点稿费，实际上那却是硬把人往粪坑里推的行为。这种怪事是解放以后才听说的，听了令人哭笑不得……”
关于《吾友》，多说两句。这是当时我读中学的哥哥每期必买的一份综合性周刊（或半月刊），面对青年，以知识性为主。朴素无华，封面纸与内文同，骑马钉装订，定价比较便宜。每期开篇有一国际时评，主要评述欧洲战场，后面中英文对照栏中，连载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偶尔发表文学性作品，所以《灯笼篇》格外显眼。从来没有汉奸文章。我还记得此刊主编是顾湛、冷仪夫妇，我也从没想过他们会是汉奸，抗战胜利自然停刊，主编隐身，再没听说过。但也没听说国民党当局曾把他们当作汉奸处理，更没想过他们会用一篇抄袭来的一位作家早年的优美作品，竟是有意对抗日作家搞污名化的阴谋。
当然，时当延安整风审干高潮，作家本人恰身陷“特嫌”冤案，数千里外沦陷区发生此事，正与国民党统治区忽然流传吴伯箫已被共产党整死的谣言，难免让人起联想，当事人后来产生“阴谋论”的猜度，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在很长时段里，揣测那位冒名抄袭的人不过是个想混点稿费的人，而我更愿意想像他是个爱好文艺的年轻人，对这篇文章爱不忍释，喜不自胜，随手抄了一遍，索性寄出去，与编者和读者分享。
不过，看了子张编的年谱，我发现自己的想法“很傻很天真”。因为据年谱记载，1949年吴伯箫在文代会上见到巴金，巴金说起，文化生活社在上海孤岛出版《羽书》后，就按王统照所留吴伯箫济南地址寄发了稿酬，并收到了具名吴伯箫的回信，信上还问讯加印的稿费等情。
又据年谱载，抗战胜利前夕，沦陷区作家张金寿在上海《杂志》五月号发表《北行日记》，说前不久在济南遇到“事变前文艺界鼎鼎大名的吴伯箫先生”，据他描述，“吴先生两条腿坏了，勉强蹭着走，远一点路便不行。他苦得很，最近正欲卖书，文人到卖书的程度，可以想见其如何贫困。吴先生言语甚为凄惨，他说，‘我如果不死，我们还会见得到的’，这是我们告辞时的末一句话。他的肺病程度甚重，且又贫穷，疗养谈不到，所以好起来是颇费时日的。他现在住在他弟弟家，仍不时写文章，往上海的《文潮》，山东的《中国青年》，北平的《吾友》发表，真是苦不堪言。”这样，遂坐实了冒名吴伯箫抄袭作家以吴氏战前旧文投稿《吾友》的便是此人，他还用吴伯箫的名义在别处投稿，会客，他这一谋生手段虽不足取，但看来别有苦衷在，不像有政治意图，而多半是着眼于钞票。这个残疾者兼病人日子够惨的，却有一定的文学鉴赏力，又有对文坛名人的一些了解，于是选中了早已远走高飞的吴伯箫。至于他怎么得到巴金寄到真吴伯箫旧地址的汇款通知，而《吾友》怎么发现这个以吴伯箫名义投稿的人属于抄袭（可能了解到吴早就离开了济南），事后是否追回了稿费，以至这位冒名者的残疾是否与这次战局有关，这些恐怕将是永远的谜团了。
而由吴伯箫收入《羽书》中的《灯笼》一文引发的这个话题，追究起来，竟有这么一串不为人知的故事。既可见年谱编纂者调查的细致与苦辛，更说明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
《羽书》是吴伯箫第一本结集的散文，其中无疑浓缩着他的乡情和童年记忆。他在1935（或1937）年，送王统照先生由济南去上海时，把整理出的书稿，请先生到那个全国的出版中心探一探路。随后“七七”变起，全国动荡，吴伯萧带领一队学生投入抗日斗争，又辗转南北，奔赴延安。戎马倥偬中哪里还顾得上那小小一叠稿纸，他也许想像着已经像老舍当年的一个长篇在“一·二八”日本轰炸商务印书馆时一样付之一炬了。不料，1941年在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的杨家岭山谷里，他读到上海《宇宙风》杂志上王统照为《羽书》所作的序。原来这本他的处女作已在1941年5月就由巴金的文化生活社出版了。真是“海内存知己”啊。
今天重读当年前辈王统照的序，其中不但对吴伯箫的少作有中肯的评价，而且就他在战火中写的通讯，更有积极的展望。王先生说：“伯箫好写散文，其风格微与何其芳、李广田二位相近，对于字句间颇费心思”，说伯箫“数在前方尽文人的义务，奔走，劳苦，出入艰难，当然很少从容把笔的余暇。然而在<大公报>我读到他的文艺通讯，不但见出他的生活的充实，而字里行间又生动又沉着，绝没有闲言赘语，以及轻逸的玄思、怊怅的感怀。可是也没有夸张，浮躁，居心硬造形象以合时代八股的格调。”“伯箫好用思，好锻炼文字，两年间四方流荡，扩大了观察与经验的范围，他的新作定另有一番面目。”
说吴伯箫“对于字句间颇费心思”，“好锻炼文字”，是不错的。何其芳早年好把古典辞藻引进笔下，吴伯箫却要用口语丰富文章的表现力，如“念灯书”可能是家乡方言，却胜似说熟了的“挑灯夜读”之格式化，他又把我们惯说的“十冬腊月”写成“石冻腊月”，不也是别出心裁的创意？
从少时起，直到晚年以语文教育为业，他毕生都一字不苟；绝不许他主编的文学教科书有一个错别字，有一处语法错误。而少作于何、李之间，他更近于“地之子”的山东老乡李广田，却较广田多了几分韵致。比之“五四”第一代前贤，则他的文风平实质朴，眼睛向下，不唯美，不炫技，属于叶圣陶、夏丏尊、丰子恺一路。他1934年评论头一年的文学，重点提出茅盾的《子夜》写了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败落，王统照的《山雨》写了中国农村的破产，概括称1933年为“子夜山雨季”，足见其胸怀和眼光。他忠于自己的真实感受，早期多了一点闲愁，战争中多了哀伤愤懑，都是自然流露，并无为文造情。到延安后，他采访太行写的通讯虽是全新的题材，却保持了他一贯的散文风格。在延安写大生产，写英模的通讯，是职务写作，他仍然是认真而求实的。他在《无花果——我与散文》中说：“行军到张家口，写《出发点》，打发了留恋延安的炽烈感情，刚在《晋察冀日报》上发表，就有人成段朗诵，影响还好。但对地方人事美化绝对了。”请注意这一句“对地方人事美化绝对了”，看似随口谦逊之词，却显示了曾有的自省，像是国文老师对学生作文的批语，惟无功利之心的人有此胸襟的坦白。
这样一位恂恂君子，却在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中以“重大特嫌”被捕。正是“君子可欺以其方”吧，由工作问题而思想问题而政治问题，逐步升级，逼得老实人割喉、撞头，想一死了之。事后所谓平反却还不作结论，留了尾巴。日本投降，前往东北开辟工作，参与接管和创办新型大学，主持校政过程中，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打破了新区群众对共产党的疑惧，以自己的形象扩大了共产党在成百成千青年中的影响，这从他得到“老妈妈”的诨号可见一斑。
整风以后的二十年，吴伯箫孜孜矻矻，献身教育。他是1949年前后一以贯之写散文的高手之一，不过，相对于他职业教育工作者—教育家的身份，在文学创作方面他毕生只可谓“业余作家”。正在他为编中学教材煞费苦心之际，1966年起又遭批斗，1968年仍被“隔离审查”，1969年去凤阳干校劳动，1972年，66岁时得回北京等待分配工作。1973年参与恢复在运动中撤销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但年尾年头，就遭逢了从“批林批也”进而“评法批儒”的“战略部署”。此时吴伯箫已患冠心病。但雪上加霜，先是编选教材时，《诗选》中不许选李白，据说姚文元认为李白不是“法家”云云；紧接着，一晚上有人来，传达当晚六点钟的电话指令，为批判毒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你翻翻这两本书，提出批判重点，明天早晨写出书面意见！”这个任务欺人太甚，吴伯箫一口气咽不下去，干脆回答：“不干！”这是一座沉默的火山的突然迸发，导致了老人冠心病发作。
幸亏两年后结束了所谓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以及相应的“大批判”“批倒斗臭”等恶行。十亿人民得以喘息。吴老也赢得了最后几年相对舒心的日子。
读这本《吴伯箫年谱》，正像它的副题“编年事辑：1906-1982”，恍如读了一部繁简有度的吴伯箫传记，随着年光的转换，吴老一生的沧桑尽在读者的眼前心底一一掠过。沉浸在一派生死荣辱、悲欢离合的气氛当中，竟不能自拔，不知何以终篇。
2016年11月1-2日
吴伯箫先生（图：中国作家网）
子张著《吴伯箫先生编年事辑》序
刘增人
杭州学者子张，是我的老朋友。他从山东莱芜走来，多年执教于泰安。初曾为师生，后乃成同事。多次合作研讨，或为文，或著述，均极愉快顺利，于是进而成为挚友。近十余年来，子张卜居西子湖畔、之江钱塘，齐鲁旧邦的古直坦诚，受到清新丰腴的江浙文风的浸润，诗文风格明显向俊朗隽永处走，人格追求则坚持正道直行，是非邪正，绝不含糊。一天天看着故人犹如嘉木，根深叶茂，欣欣向荣，繁花满树，果实累累，内心深处的欣慰之情，何可以俚语道尽？子张虽然南下寻觅更新的文化风情，却一直心存故土，情系家园，对于以吴伯箫、吕剑为主要代表的莱芜现代文化，怀有深挚的情感，这部《吴伯箫年谱》，就是数十年深入发掘、研究的坚实成果。
至晚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子张即已经开始了对于吴伯箫的认真研究。那时，他还是刚走上讲台的青年语文教师，就开始在同事们自办的油印小刊上发表关于吴伯箫的研究心得。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研究论文与追念文章连续刊载于《百草》、《泰安师专学报》、《高师函授通讯》、《名人传记》等刊物。其间虽不时无奈地中断，但他心中一直奉为事业的吴伯箫研究，特别是对于吴老生平事迹以及研究成果的刻意搜集、整理，却如山脉之延展、水流之纵横，时隐时显，或凹或凸，从来没有停止、放弃。
子张撰写的《吴伯箫先生编年事辑》，是海内外第一部，其无所依傍，是非常自然的，其完全出于创新，也是当然的。其初稿完成于1982年10月，即吴伯箫辞世两个月之后。可见是研究有素，谋划多年，绝非心血来潮者可以匆促谱就。重订稿完成于2012年4——5月，已经是三十年后。可见其矢志不忘，一念存乎胸，鲁中江南，异地而同心。到得2015年6——8月，增补稿乃成，由21000字，加增至111295字，是前稿的五倍有余。人所共知，年谱绝非抒情文章之可以纵情发抒，长短随意。这里的每一条目，甚至每一字符、每一数码，都必须有坚实的史实支撑。而任何史实，都必然经过撰写者的细心搜罗、严谨考证，方可入谱。三十余年成一书，早已破除“十年磨一剑”这一在当下堪称奢华的写作过程。而这部增补稿，依然还在增补、修订中！
《编年事辑》中最见功力者，我以为当属对吴伯箫生平中的几个众说纷纭的疑点的考察、阐释：一是其两度婚姻的过程及内因，二是延安时代被以“重大特嫌”遭逮捕、审查、批判而后迟迟未予“组织结论”的内幕、缘由、结果等等。子张是从谱主的自述出发，以大量直系亲属（如三弟吴熙振、外甥亓举安、儿子吴光玮、侄子吴懋恪等）的回忆、书信等“第一手材料”，和报刊、杂志、政府文件等公开的权威性的依据，以及多位著名名知情人（如朋友闻一多、王统照、叶圣陶、臧克家、卞之琳、楼适夷、徐懋庸、朱子奇、陈学昭、丁玲、方纪、邵燕祥、丁耶等，夫人郭静君，同事张中行、涂光群、刘国正、康林、高浦棠、曾鹿平、马秋帆、徐刚等，朋友杨朔之女杨渡，学者刘增杰、王文金、孙中田、姜德明、宫玉海等）的真实忆述，合情合理地组装、拼接在一起，构建起一串令人信服的证据链。对于尚有争议的细节，则坦然注明“待查”、“待考”——纯然是一副科学求实的姿态。
《编年事辑》所依据的史料，既有公共图书馆收藏的报刊资料，更有谱主亲友的回忆文章，既有谱主个人的自述自评，更有大学学报、文艺刊物的评论文章——几个可以构成互补的知性层面，都给读者提供了寻找真实答案的路径，也显示了撰写者博采旁搜的视野。我以为其中最应该看重的，乃是《吴氏族谱》（敦本堂本，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岁次癸酉仲夏五修）、《莱芜县立高小同学齿录附本校大事记》（民国九年八月）、《续修莱芜县志》（民国二十四年，济南善成印务局承印）、吴伯箫《自传》（1965年5月30日撰写，存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档案室）等。这些文献，既不被公共图书馆或大学资料室收藏，一般读者和研究者都无从睹面。倘非子张的细致发掘，倘非子张拥有地缘的优势，倘非是满怀深情为乡贤立谱，这些可信性极强的史料，极有可能被淹没于历史的厚厚尘埃，或者被深深地埋葬在遗忘的大海深处。至于首次披露的吴伯箫直系亲属与子张的书来信往、访谈记录所提供的信息，即使是非专业人士，也不会不深心认同其历史价值与见证意义。
还在2013年，我曾在一篇题目为《箫声遗响今何在》（被删节后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的短文中这样写道：
我曾经有过许多不切实际的梦幻，当然都已经一一破灭了。其中之一，便是把我20多年来起居于斯也教读于斯的这座城市的文化名人及其故居、及其载体、及其生动而鲜活的文化活动复原为原生态的状貌以传后世，略尽我这一代文化人应尽的责任。每念及此，常感愧疚，最感觉对不起的前辈之一，就是吴伯箫先生了。我并不是吴老的同乡、同事或及门弟子，与吴老也只有一面之识。那还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随业师冯光廉先生编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叶圣陶、王统照、臧克家三本专集任务，因而天南海北地泡图书馆和走街串巷地访问作家、学者，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于是，我有了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后院那矮矮的平房里拜访闻名久矣的吴伯箫先生的荣幸。那时吴老已经从岗位上退下来，时间是有的，只是他显然已经发福，一张藤椅坐得满满的，呼吸也不太顺畅，说几句就停顿一番，手边的一杯清茶，须得不时举起来，润一润好像总有点干渴的喉头。他告诉我们，王统照先生是他的“师辈”的作家，更是“扶他上马”的引路人。当年他在青岛大学任职，王统照观海二路49号的寓所，就是他（当然还有臧克家、于黑丁们）的文学“讲习所”，后来还是1935年夏季那闻名遐迩的《避暑录话》的“编辑部”！1936年，王统照要举家南下，去上海主持大型文学月刊《文学》的笔政，已经在济南工作的吴伯箫，满怀“托孤”的心情，把自己发表在报刊上的一束文章的剪贴本，专程赴青，郑重地交给王统照先生。他如是设想：日月重光之后，或许还有付梓问世的可能吧？即使永远沉没，难道不也是最合适的归宿？不料抗日的行程竟是那么的辽远和艰难，以致吴老自己早就忘却了这部未及问世的稿本。直到四十年代初，王统照先生在战乱中为之艰难出版，并代为命名为《羽书》，作为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文学丛刊”之一向“孤岛”的读者郑重推出。为了引起读书界注意，王统照以笔名“韦佩”为之撰序，颇加赞誉。作为出版社代表的巴金，则认认真真把稿费寄到了济南吴伯箫的原址！居然济南还有人“领取”了这笔稿费，并且还希望出版方“续寄”云云。说着说着吴老开心地笑了，说这是他完全不知情的，王统照、巴金等大师级前辈的关怀，他却怎么也难以忘怀。少一停顿，就递过早已洗得干干净净的桃子，说是朋友从肥城带来，不可不尝……！吴老描绘的那个文学世界是如此令人神往，桃子的味道虽然早已没有任何印象了，但吴伯箫和王统照的故事，却就此深深地刻印在心底，纵岁月奄忽，亦难以磨灭。此前，我已经约略知道，1933年，王统照的长篇《山雨》在上海由叶圣陶主持的开明书店出版，是吴伯箫率先评述，称该年是“《子夜》《山雨》季”（茅盾的长篇《子夜》亦出版于1933年），至今仍是学术界不刊之论；1934年，王统照因为《山雨》描写了北国农村酷烈的形势与破败的危局，开罪于当局，不得不鬻田举债，横海欧游。到码头送行的，既有臧克家，更有吴伯箫。海船渐行渐远了，但思绪却游曳心头，时光不能剪断！此后，我就开始认真地寻访《避暑录话》，终于在青岛图书馆看到了原件，而且有了向无缘于此的爱好者介绍的光荣！我还找到了王统照的《“羽书集”序》，把这类动人的文坛佳话按照自己的感受写进了拙著《王统照传》中。随着心目中吴伯箫形象的日渐清晰，他与青岛文脉的传承路径也时时浮现在心头。我开始不安分起来，想把这份文脉进一步理清并付诸形象的梦，开始不时萦绕、盘旋，挥之不去。……这所谓“文脉”，就是我三十多年来从不自觉到比较自觉地考察、剖析并努力希望做到符合实际、条分缕析的青岛现代文学—文化发展、沿革的脉络。在我的印象中，青岛的现代文学—文化，尤其是其精英部分，是和大学文化、媒体文化紧密地胶着在一起难分彼此的。如果以青岛的大学文化为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国立青岛大学（1930—1932）、国立山东大学（1932—1938）、山东大学（1945—1949）三个有分有合、有异有同的发展阶段；换言之，则是以二十年代末的《青潮》、三十年代中期的《民报·避暑录话》、《刁斗》、《诗歌季刊》、《诗歌新辑》、《诗歌生活》，四十年代中、后期的《海风》、《中兴周刊》、《岛声》、《青年人》、《海声》、《秋芙蓉》、《地瓜干》、《大都市》、《星野》、《岛上文艺》、《青岛文艺》、《荒土》、《民言报·潮音》等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沿革形态的文学队伍的集聚与离散、勃兴与流失的一幅芜杂而丰富的长卷。
据子张考证：吴伯箫是1931年2月来到青岛，任青岛女子中学训育主任兼英语教员；9月，任青岛《民国日报》副刊编辑兼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室职员；1932年7月，改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室办事员；1935年1月，调任济南乡村师范学校训育主任兼语文教员。此间，正是国立青岛大学与国立山东大学“交班”的时刻，是青岛现代文学—文化由前期向中期转化的关键过程。我的印象中，青岛现代文学—文化的帷幕，是由两种文化传统或曰两种文化背景几乎同时开启的：第一种的标志性载体，是由王统照主办的青岛第一份文学期刊、创刊于1929年的月刊《青潮》；第二种的文化载体，则是1929年筹办、1930年正式开学的国立青岛大学（留美背景的杨振声任校长、赵太侔任教务长）特别是其中文系（留美背景的闻一多任系主任）、外文系（留美背景的梁实秋任系主任）、图书馆（梁实秋任馆长）。如果把前者称为“五四传统”，那么后者似乎就可以叫做“欧美传统”。王统照五四前后活跃于北京，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的主干人物之一（他是文学研究会12位发起人之一，文学研究会主要阵地《晨报·文学旬刊》的主编，文学研究会另一主要阵地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于1926年秋告别了如火如荼的京华，回到故乡山东诸城为母亲疗病、送终，之后便定居青岛观海二路49号，成为青岛本土现代文学—文化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开路人与奠基者。他的故居，曾经是臧克家、吴伯箫、王亚平、于黑丁、杜宇等文学青年的“讲习所”，也是老舍等著名作家的“嘉宾席”。王统照给青岛带来的，是五四的传统、五四的文学追求——注重现实主义的态度和方法，眼睛向下，关注城乡底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和悲苦命运，细致地摹写北国风情、鲁中民习……。王统照主编的《青潮》，是青岛第一份新文学期刊，多由青岛的文化人执笔，多反映青岛的文化与社会风习，多以青岛的文学青年为预设的读者群落。第二种则给青岛带来此地并不陌生的“欧风美雨”。国立青岛大学的教授群体，给人留下的印象往往是西服洋装，手执“司的克”，喜欢咖啡或烟斗，潇洒地出没于小鱼山左近的大学区域。周末则由校长杨振声带领集聚中山路厚德福，拇战方酣，三十斤的酒坛已空……。他们的研究内容，闻一多致力于楚辞、唐诗的爬梳考证，深深地埋头于古奥的典籍；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剧作全集的宏伟事业刚刚开手，耳目所及，大率是英伦三岛，旁及欧美诸国——或者向远古寻觅解救苦难中国的药方，或者希图从欧陆移植改良中国的范本。他们的文学活动，基本上定格在大学校园，与青岛的其他文化载体比如书店、影院、报刊等，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对于青岛的社会状况与市民的利益诉求，更是形同陌路。从1929到1932年，这种两水分流各不交叉的状态，是极其明显的。到得1933年前后，由于杨振声、闻一多后来是梁实秋的离去，沈从文、洪深特别是老舍的介入，情况开始发生重要变化，两种传统融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被有意无意排斥在大学校园文化圈之外王统照，也开始与大学校园内的老舍、洪深等交往密切，共同关注起社会化的文学载体。他们合作编辑的青岛《民报》副刊《避暑录话》，就是一个极富说服力的佐证。
在青岛现代文学—文化两种传统由分到合的历史过程中，来自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发源地的吴伯箫，却是一个特例。他置身于青岛大学的核心区域——这里有他的职业，而交往的“朋友圈”，却与以王统照为导师的五四传统群落异常密切——这里才是他的心性与情致的温床园圃，审美与文趣的华彩乐章。心灵沟通，文风相近，载体与共，审美趋近，取材类似，文体互补，便在有意无意中构建了青岛二、三十年代最称活跃的文学部落。他们的文学活动与创作成果，构成了该时期青岛新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成绩。人们时时称道的青岛现代文化的“黄金时代”，如果单就文学创作与文学活动而言，这一传统的造诣与业绩，才真真正正显示出、代表了青岛的实力与底蕴。
向读者诸君热心推荐子张的力作，同时借机述说自己的一些浅近的思考，但愿不致讨嫌于诸位——谢谢耐心看完的朋友！
2016-3-30，青岛
吴伯箫手稿（图：文艺报）
《吴伯箫先生编年事辑》后记
子张
二〇一六年春，当我把搁置三十年的《吴伯箫生平著译年表》又捡起来，从寥寥数千言扩大到十几万字，使之成为一部颇具规模的年谱后，曾经写过一个题为《寻找吴伯箫》的“后记”，实际上把要说的话都大致表达出来了。如今，当年谱因出版社统一体例以《吴伯箫先生编年事辑》为书名正式出版之际，我却又对那篇《寻找吴伯箫》不甚满意起来，作为后记，它似乎也偏长了点。于是，便将它作为附录之一收入本书，后记则另起炉灶重来了。
那篇“后记”，或许会给人留下本书持续写作三十几年的印象，实际并不是这样的。只能说这项工作起步甚早而成果甚晚罢了。事实上，我在一九八二年启动这项工作不久，就从莱芜调回母校泰安师专中文系讲授现代文学了，按说，这应该使年表的编写更加顺理成章才对，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尽管我也一直未曾中断，文章也在写，甚至在校内有一个《吴伯箫评传》的立项，但两方面的原因使该项目没有获得突破性进展，一个是当时查访文献史料的条件极为有限，另一个则是个人正处在科研、职称爬坡阶段，每年科研成果统计的压力就迫使我不得不从急功近利角度赶任务。再加上在职读研的毕业论文选题是现代诗歌，注意力自然而然就有了侧重。
但说来说去，这些理由似乎又都不成为理由，在这些理由背后，一定还有着某种更大的力量阻止着这项工作的进展。我冷静思之再三，终于意识到真正的阻力并不在外部，而是来自我自己，即我对这项工作的价值或意义还是缺乏信心。
回想当初要做这项工作，是从莱芜乡土文化名人角度着眼，及至自己的工作环境改变，学术视野随之扩大，从整个现代文学坐标重新打量吴伯箫，我的确有些踌躇了。我对将这项研究进行下去的意义产生了一些疑问。
吴伯箫去世后新华社发的讣告，将吴伯箫定位为著名文学家与教育家，“著名”、“文学家”、“教育家”，作为一般表述，当然都说得通。但细究起来，恐怕就会在无法回避的比较中产生出新的争议。不错，吴伯箫曾经数度“著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与何其芳、李广田并称为“散文三杰”；四十年代，也曾是延安边区的著名作家，审干时的“坦白明星”和被敌人“追悼”的活人；六十年代，因为一篇《记一辆纺车》而成为千千万万中学生《语文》课本中的作者；八十年代初，《歌声》、《菜园小记》、《猎户》也先后进入《语文》课本，吴伯箫的声誉随之达致巅峰，如果就薄薄一册《北极星》而竟有四五篇作品同时入选教科书的比例说，吴伯箫也可谓空前绝后了。可是如果考虑到八十年代初期带有“平反”性质的文学评价和阶段性的教科书编写，把眼光放长远一些看，吴伯箫散文的“火”可能就变成某种偶然性现象了。当社会、文化经过了或波澜壮阔、或动荡不安的特殊阶段趋于正常化以后，吴伯箫那些无论出于功利还是出于信仰写出的应景之作必然也会遭到时间无情的淘汰，如今回头翻翻，或许还是《羽书》集以及这前后一段时间写的篇什更耐咀嚼些。
不错，吴伯箫学的是师范教育，几乎办了一辈子教育，弟子何止三千。但若从“教育家”三字审视之，又总觉其一生的遗憾多于收获，探索本有限，而某些闪光的理想也都无奈地打了水漂，剩下的就只是残山剩水了。作为一个以文学教育为业的人，吴伯箫和他的同代人一样，留下的或许更多是叹息。
这就是真正困扰我的地方，今天我终于说出这些，感觉一下子轻松了不少，而意识到自己尚未失却的“诚实”，也使我有一种欣慰之感。
但到了二〇一二年，我却又下了决心，把这事重新捡起来。于是一个暑假，搭起了三万字的架子，从此才真正开始这部年谱的编制，字数越来越多，史料也日渐丰富，终至达到现在的规模。
促使我下定决心把这事做一个了断的，是我有了新的想法，即吴伯箫文学成就和教育成就尽管无法跟一流大家相提并论，但他所走过的人生路程，经历的政治、文学、教育的波折，却又具有折射历史的特殊意义。从这方面说，吴伯箫又有他的典型性，这也是年谱、传记这类作品本身所包含的功能之一。譬如说到延安的审干，吴伯箫作为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独一无二的被审查者，其政治遭遇背后的一些因素，就很是耐人思考。再譬如一九五〇年代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从兴师动众的宏大布局到突如其来的痛苦终止，吴伯箫为此专门被调来北京主持其事，却又莫名其妙地被强力叫停，这背后又是一番怎样的波诡云谲？是不是同样也值得追问下去？
然撰写年谱的意义找到，不等于工作就一定能够做好，尤其是做得完美。年谱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工作，我只有做了以后才明白这句话的真义。本来，按照出版合同，书要在二〇一八年内印出，但种种原因，没有做到，想不到二〇一九年刚刚过去，新冠肺炎却又肆虐全球，疫情之下，人心惶惶，相比之下，一本书的如期出版与否实在不算什么了。
这一“拖”也好，让我对年谱又有新的增补和订正。如一九三四年条目增加了徐中玉主持天津《益世报·益世小品》周刊刊载吴伯箫《灯笼》等作品的内容，一九五六年条目下增加了在德国莱比锡会见翻译家赵瑞蕻、杨苡夫妇的内容，一九七四年条目调整了因“批儒评法”触发心脏病的时间……这些就都是最近才得以增加进去的。
在《寻找吴伯箫》那篇“后记”里，我已罗列了不少需要致谢的前辈和师友的大名，兹再诚恳答谢如右：田珮之罗元贞 臧克家 郑曼 公木 吴翔 雷加 许觉民 蔡其矫 牛汉 吕剑 邵燕祥 刘国正（刘征） 鲁海 山曼 高文浩 吴熙功 吴熙振 亓举安 吴光玮 张璐 顾振彪 舒乙刘增人 陈子善 宋遂良 戴建华 张荣国 李宗刚 高洪雷 王磊 郭娟 罗振亚 吴心海 徐强 易彬 闵军 张期鹏 杨玉锋 杨爱芹……这个名单大致以给予支持、帮助的时间先后为序，但也不一定十分准确。此外，莱芜县档案局（1984年），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北京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机构也为资料搜集提供了便利。还有热心提供资料线索或无从获知姓名的支持者，只好在此道一声谢谢了。
业师刘增人先生和尊敬的邵燕祥先生不辞辛苦，先后为拙编撰写长序，无疑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这当然是不能忘怀的，在此特别鸣谢！
最后特别鸣谢为本书出版费心牵线推介的戴建华先生和本书责编吴冰清博士。中华书局编审书稿的认真严格，过去仅有耳闻，以是书，乃得以亲历。听说冰清博士新入职不久，但他既诚恳又细致的工作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上半年武汉疫情刚刚解除，他就回到北京投入大量积压下来的编校工作中，而又时时想着为本书争取更早的出版机会，这也让我信心大增。我们通过微信和邮件保持联络，冰清博士则往往在周末继续加班加点，最终使本书在这个特殊的年份体面地问世了。应冰清博士要求，赶写出这篇新的后记，算是给关心本书的所有亲友一个交代。
二〇二〇年七月廿四日，子张于杭州午山。
~“新文学甜点”书讯~书讯丨郭娟：纸上民国书讯丨陈啸《海派散文：婆娑的人间味》书讯丨张向东：民国作家的别材与别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