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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货发展史

zhiyongz2024-05-20生活经验

以下文字资料是由(太原热线www.0351net.com)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后发布的内容,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作文一:《中国期货发展史》12600字

中国期货百年史

期货交易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期货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坎坷不平的历程,充分显示了期货交易的顽强生命力,其中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与汲取。为了给中国期货学术界进行理论研究和期货交易界从事实务操作提供一个系统的历史线索,我们尝试编纂了“中国期货百年史略”,以历史事件为主要线索,以时间先后为基本顺序,前溯至唐五代,重点对清代后期直至1992年前中国期货发展的历史及其壮观场面进行了粗略的描述。

一、

清代:中国期货交易的萌发时期

中国期货的萌发比西方迟,但是它和西方有两个相似之处:

第一,中西商品经济发展史上都是先出现古代的预购、赊卖,进而逐步形成了远期交易合同的形式,最后是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期货交易。人们一般把远期交易合同作为期货交易的初级形式。

第二,

中国期货交易的发展虽然与证券交易有着密切关系,但与西方相似,期货交易的萌发都是先从商品批发交易(特别是农产品批发交易)开始,然后才有证券交易、商品期货交易和证券期货交易的依次出现。

(一)

清代商品交易中的期货交易萌芽

在各类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一谈到期货交易市场,往往都提及其他国家。17世纪左右的在阿姆斯特丹开设郁金香交易中心市场,日本江户时代的稻米的远期合约交易。但是鲜有介绍中国的大宗商品交易。众所周知,我国现代期货市场起步阶段的起点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10月12日,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经国务院批准,作为我国第一个商品期货市场开业,迈出了中国期货市场发展的第一步。

但是纵观期货发展的历史,早在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就已经有关于赊卖、预购等商业信用活动的发生与记载。到了宋代,江南、四川等地有关水果、茶叶等商品交易中赊卖、预购等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到了清代,已出现了远期交易合同为中介的贸易形式。在茶叶出口贸易中,这种贸易形式尤常见。清代中期,中国茶叶大量出口到欧美,经营此项贸易的商人往往在收茶季节前就来到茶叶产地,与茶农或产地茶商订立茶叶远期交易合同,品种、价格、数量等预先讲定,并预付相应的定金。当时,蚕丝交易中也常见这种交易方式。

据考证中国大宗商品中远期交易最早萌芽于宋元代,在明朝初期以“开中制”为标志的中远期交易得到蓬勃发展,简单地说,明初是商人把内地的粮食、粮仓运到边防,然后官府以盐引来补偿,相应的运多少粮食给多少盐引,然后拿这个盐引到盐场去领盐、去销售,商人赚的是差价,这个叫开中制。所谓盐引,就是垄断运销盐的凭证,实际上是将盐产区的盐货交易与边境地区所实行的纳粮开中制度相结合,从而国家以远期交割的盐引套取民间商人垫付资金供给边疆军需,保证国家在盐粮交易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中国朝野政权的更替使得

远期交易方式徘徊不前,甚至多次倒退。

清代道光年间洋商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他们常在鸦片船到达中国之前,预先向中国人出售鸦片订货单,等鸦片船到岸后再由持单人凭单提货。中国南方许多旅行商人携带鸦片,把它当做白银的替代品适用。鸦片不仅被当做货币适用,而且鸦片订货单通常也被看做是货币。“用鸦片订货单代表一定数量的货币,最终实现价值的不是现金而是鸦片,这样,鸦片订货单就成为了一种临时货币。”鸦片在内地被适用。上海宝顺洋行将鸦片预付给广州茶商,以收购内地茶叶。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太平洋行、旗昌央行和琼记洋行都同样垫付鸦片给中国茶商。1851年,A·G·达拉斯评论上海盛行鸦片贸易:“我现在发现,其他大多数商行都在用鸦片支付,我认为现金并不重要。” 鸦片战争后由于鸦片贸易的盛行,这种鸦片定货单居然在中国沿海一些地方成为类似于过去日本“米券”一样的流通媒介,充当起了“货币”的角色。因此一些专家把这种鸦片定货单交易视为中国期货交易的萌芽之一。

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有关于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记载中,就已经有了“期货”一词。不过,那时的所谓“期货”,还只是一种远期交易,与现代意义上的期货交易还根本不同。

中国期货的萌发比西方迟,但是它和西方有两个相似之处:

第一,中西商品经济发展史上都是先出现古代的预购、赊卖,进而逐步形成了远期交易合同的形式,最后是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期货交易。人们一般把远期交易合同作为期货交易的初级形式。

第二,中国期货交易的发展虽然与证券交易有着密切关系,但与西方相似,期货交易的萌发都是先从商品批发交易(特别是农产品批发交易)开始,然后才有证券交易、商品期货交易和证券期货交易的依次出现。

现代意义的期货市场交易从1990年发展至今,仅有24年的历史。但是再往前追溯,中国期货市场萌发能追溯出一个世纪之远,充分显示了期货交易的顽强的生命力。了解中国的期货市场的发展历史,也是回归本源,追溯本身发展命脉的过程。

(二) 晚清证券交易潮的起落及交易所的出现

1862年,《上海新报》上曾有人刊登广告出售自己的股份。这表明,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出现了零星的有价证券交易。到1869年,上海已有专门从事股票买卖的外国商号了,其中最早的是长利公司(J.P.Bisset&Co.)。但是,由于这些商号在当时主要从事外国企业股票的买卖,因此,其社会影响还很小。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洋务运动的发展,股票交易在沿海一些地方发展开来。到了1882年,在中国已出现了“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的景象,形成一种热潮。其时,股市上交易的股票达30余种,其中多为中国企业股票。股价呈上升趋势。例如,招商局面值100两的股票,1876年的市价为40-50两,到1882年则已高达200两以上。

1882年10月,“上海平准股票公司”成立。该公司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如下几项:

(1)确定每日股票市价,“逐日悬牌”,并送登《申报》,“务使涨则实宜涨,跌则实宜跌”;

(2)抵押股票;

(3)代买卖股票。该公司本身亦采取股份制组织形式,“招股十万两,分一千股”。其内部组织则设正副执事二人,董事数人。该公司成立后,每天在公司交易的股票达30余种,股价时有变化。该公司的设立促进了当时股票交易的逐渐规范化。

1883年发生了一场金融风潮,这场风潮使中国股市受到沉重打击,引起股价猛跌,上述平准公司亦在这场风潮中消失,进入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股市才有所回升,但仍未达到1882年的水平。   1891年西方商人在上海创设了“上海股份公所”

(Shanghai Sharebrokers Association)。这个所谓公所实际上是一个西方证券掮(qián)客公会,已具有证券交易所的雏形,只是由于那时的中国股市还处于有行无市阶段,该公所的业务量还很小。

1905年洋商又在上海设立“上海众业公所”,原“上海股份公所”并入其中。这个公所已经是当时在上海从事证券和物品投机交易的专门场所。公所经营重点为外商企业股票和橡皮股票。1910年橡皮股票风潮席卷上海,累及该所,会员中破产者为数不少。

(三) 清末关于创办证券市场的舆论准备

1904年,梁启超撰文倡办“股份懋迁公司”(即证券交易所),期望以此推销公债。他的这个倡议是当时民族工商业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证券市场的反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个倡议在当时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1907年,袁子壮、周舜卿、周金箴、叶又新等人重新提议创办证券交易所,并提出可以仿照日本“取引所”的办法进行组织。但由于腐朽的清政府未能给予重视,结果这个也未能付诸实践。然而,这些倡议为日后创办证券市场提供了必要的舆论基础。

二、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期货市场的形成及大风潮的发生 (一) 民初关于创办中国期货市场的呼声再起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中国近代企业的发展,股票发行数额逐渐增多,流通也渐广,上海的一些钱商、茶商、丝商等已经开始以股票买卖为副业。由于他们是在茶馆聚会、商谈股票交易的,因此,人们还将这一时期称为证券交易的茶会时代。

1912年北洋政府工商部在北京召开临时工商会议,各省工商界巨子100多人参加。当时任工商总长的革命党人刘揆(kuí)一主持会议。会上讨论了交易所设立等问题,决定在通商大埠酌量分设。从此,股票交易被正式提到了历史的前台。

1914年秋经农商部批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正式成立。当时会员有13家。会址设在上海九江路,集会时间为每日上午9-11时,交易证券主要有政府公债、铁路公债、股票等。当时,上市股票约20余种,可以同时进行现货和期货交易。交易方式仍沿用“茶会”习惯,但集会有一定场所,交易有一定时间,买卖有一定办法,已具交易所的基本构架。因此,可将这一时期称为证券交易的“公会时代”。   随着股票交易的兴起,物品市场发展滞后而赶不上经济发展需要所带来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形成固定的交易场所、开办商品期货交易问题便提到了日程。在这种形势下,上海机械面粉公会附设贸易所,开始进行面粉现货和期货交易。上海金业也有了金业公所组织,关于黄金交易已定有较为完备的规划。所有这些实际上成了当时中国期货市场的雏形。

1914年12月在著名实业家、农商总长张謇(jiǎn)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第一部证券交易法出台。该法明确规定设立证券交易所须经农商部核准,同时还对证券交易所的组织形式、经纪人必须具备的条件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并要求一切证券交易所都必须接受农商部的监督。1915年5月,北洋政府公布《证券交易所法施行细则》26条及《附属规则》13条,使该法进一步完备。从这段历史看当时中国期货市场发展中的立法水平要高于市场实践水平。这对推动中国期货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16年冬,孙中山先生准备在上海筹建经营证券、花纱、金银、皮毛等交易的综合 *** 易所,试图通过经营交易所为当时的国民革命筹集资金。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与虞洽卿联名上书北洋政府,要求组织上海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并拟定了交易所章程和说明书,呈请农商部批准。但是,当时农商部只许举办证券交易所,加上后来孙中山先生发起护法运动而受到北洋政府通缉,因而他也就同时被取消了上海交易所发起人的资格。不久上海股票、金业两公会亦各自呈书申请举办交易所。然而,由于《证券交易所法》规定一地只能设一所,这种规定导致上海各交易所发起人间的长期争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推迟了交易所的应有发展。

(二) 北京、上海等地交易所的成立

1918年春,北京商界和金融界人士王景芳、岳荣、曲卓新等呈请农商部批准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由于北洋政府发行公债的品种和数量不断扩大,成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有助于推行政府公债,再加上王景芳他们主张只办证券,不像上海交易所那样兼办物品,所以很快获准成立。同年6月5日该所正式开业,资本额100万元,经纪人60名,王小宋任理事长。该所一经成立,其“市场组织,悉照欧美日各国交易所成例”,交易分现货、期货两种,期货又分本月期、下月期、再下月期三种。上市证券有公债券、中外银行发行的钞票及股票。据该所1918年11月“第一届营业决算报告”,其成交的现货与期货交易约各占一半。

1918年冬,日本人在上海设立“上海取引所”。该取引所成立的基本动机是要“操纵上海市面”,而且它既经营证券又兼营棉纱。这对上海的中国商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 。经过上海交易所发起人的努力争取,虞洽卿等获准成立交易所,并获得了兼营证券和物品交易的特权。

1920年7月,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成立,资本额为500万元,较大股东有虞洽卿、邹静斋、李云书等,经纪人200人,虞洽卿为理事长。其交易的标的物有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食、油类、皮毛等7种。其经纪人中有一“恒泰号”,由张静江、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等组成。从此,上海证券交易所热潮又起。

例如,1920年11月,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它的发起人有范季美、张慰如等,由股票商业公会根据北洋政府的证券交易法改组而成。资本额为100万元,经纪人55名,范季美为首任理事长,交易内容分现货、期货两种,企业股票是其主要交易标的物。1921年春原上海机械面粉公会贸易所改组为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原上海金业公会改组为上海金业交易所,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也于1921年4月成立。于是,在上海形成了交易所林立的局面。

北京、上海等地交易所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早期期货市场的初步形成。

1921年3月,北洋政府颁布了《物品交易所条例》,条例共48条。同年4月又公布了该条例的《施行细则》33条以及《附属规则》16条。在这些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附属规则中,对商品期货交易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标志着中国早期期货业的成长迫切需要规则,同时也表明当时中国证券期货交易的发展存在不规范,甚至过于混乱的一面。

(三) 民十信交风潮

1921年(民国十年)是中国证券期货交易所和信托公司大起大落的一年。由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后短短半年时间盈利达50万元,年收益率近100%,其他交易所盈利也很多,各种股票价格也日趋上涨,于是,在厚利的强烈诱惑下,上海许多商人把开办交易所当作发财致富的捷径,蜂拥而上,纷纷招募股份,争相创办新的证券期货交易所。汉口、天津、哈尔滨、南京、苏州、宁波等地也不甘落后,竞相效仿。从这一年的5月份起,新设交易所逐月增加,几个月间仅上海一地就成立了136家交易所,为当时世界经济强国美国的好几倍。这些交易所中绝大多数未获农商部批准,不少交易所是在外国租界的庇护下违法成立的。同年5-7月间,上海还开办了12家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的股价在人们的投机狂热驱使下一涨再涨,最高时竟达五六倍;有的股票尚未发行,仅凭认股证就可以卖高价。许多交易所开业后并无多少正常交易,而是热衷于互炒各交易所的股票,以哄抬股价从中渔利。有的发起人在成立交易所时并不实际出资,而是空认巨额股份,再设法抬高股价,继而抛售自认的股票,转手获巨利。那些信托公司也以本公司的股票为对象进行投机买卖,并与交易所合谋,以信托公司的股票充作交易所的投机筹码,用交易所的股票向信托公司押借款项。数月间信托公司和交易所筹集的帐面资本总额已远远超过了发展多年的全国银行业资本总额,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一个大经济“泡沫”。

1921年冬,由于投机盛行吸走了大量社会资金,加上时近年关,按照中国老习惯这时要清

帐还债,因此市面资金出现反复紧缺。银行、钱庄预见危情,先是收缩信贷使市场银根吃紧,接着是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等投机者明显感到手中的资金头寸周围不灵。在告贷无门的情况下,一家倒闭随即泱及数家,引起连锁反应,由此便引发了信托公司和交易所倒闭大风暴。到1922年2月,原先被投机者视为庇护所的法租界颁布“交易所取缔规则”21条,给一些因从事过度投机而大伤元气的各类交易所以沉重打击,形成了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的大崩溃、大破产浪潮。史称这次破产浪潮为“民十信交风潮”。

“民十信交风潮”表明,在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的基础上出现期货交易带有极大的不成熟性和历史局限性,加上市场交易的不规范和投机过度,必然以市场失败而告终。现在回过头去看,“民十信交风潮”所留下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四) 大风潮后的期货市场

大风潮后上海存留的交易所只有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上海金业交易所、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上海杂粮油饼交易所等6家,信托公司也只残存两家。其他城市如津、汉等地的交易所亦停闭,仅存北京证券交易所、宁波棉业交易所、哈尔滨滨口粮食交易所和滨江货币交易所等。

由于大风潮后大多数商民心有余悸,加上战乱频繁,此后七八年间中国交易所的发展极为缓慢。在证券交易市场上股票的信誉已失,公债成为主要标的物,但是除少数几种公债外,多数公债行情也不看好。

1924年8月因传闻江浙战争即将爆发,各种公债行市迅速下跌,出现了一次“公债风潮”。这期间曾引起了一场由买入期货失利者组织的“金融维持会”控告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纠纷,使各种期货交易中断了三个月。“公债风潮”后证券交易所吸取教训,试图通过采取追缴证据金、重定证据金和证据金代用品价格等措施,对可能发生的证券市场危机进行事先有效防范。

三、 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期货市场的跛行发展 (一)1937年前期货市场的发展

1929年1月,日本取引所宣布停业清理。该所于1918年开业后曾一度垄断上海的花纱交易。然而,由于1919年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和1920年以后上海证券物品、上海华商证券等交易所相继成立,从不同方面限制了日本取引所操纵上海市面的野心,造成其营业总部长期处于萎靡状态,1920年后则连年亏损,最终不得不于1929年宣

布停业清理。

1929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交易所法》。此项法律共设58项条款,对交易所设臵、组织形式、经纪人资格、交易各类、合约期限、政府对交易所监督等各个方面,均做了较为严格的规定。1930年1月,国民政府又颁了《交易所法施行细则》。从此,交易所的发展和管理便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法律依据,全国的证券市场也因此而重新活跃,交易所的业务也随之兴盛起来,各种证券、商品期货交易也随之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此间,除了在交易所内开展期货交易以外,一些同业组织开设的业内市场也开始组织期货交易。例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棉纱同业市场就同时开辟了现货、期货两种交易方式。该市场对于同业之间棉纱交易的种类、成交单格式、交货办法及付款方式均以统

帐还债,因此市面资金出现反复紧缺。银行、钱庄预见危情,先是收缩信贷使市场银根吃紧,接着是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等投机者明显感到手中的资金头寸周围不灵。在告贷无门的情况下,一家倒闭随即泱及数家,引起连锁反应,由此便引发了信托公司和交易所倒闭大风暴。到1922年2月,原先被投机者视为庇护所的法租界颁布“交易所取缔规则”21条,给一些因从事过度投机而大伤元气的各类交易所以沉重打击,形成了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的大崩溃、大破产浪潮。史称这次破产浪潮为“民十信交风潮”。

“民十信交风潮”表明,在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的基础上出现期货交易带有极大的不成熟性和历史局限性,加上市场交易的不规范和投机过度,必然以市场失败而告终。现在回过头去看,“民十信交风潮”所留下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四) 大风潮后的期货市场

大风潮后上海存留的交易所只有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上海金业交易所、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上海杂粮油饼交易所等6家,信托公司也只残存两家。其他城市如津、汉等地的交易所亦停闭,仅存北京证券交易所、宁波棉业交易所、哈尔滨滨口粮食交易所和滨江货币交易所等。

由于大风潮后大多数商民心有余悸,加上战乱频繁,此后七八年间中国交易所的发展极为缓慢。在证券交易市场上股票的信誉已失,公债成为主要标的物,但是除少数几种公债外,多数公债行情也不看好。

1924年8月因传闻江浙战争即将爆发,各种公债行市迅速下跌,出现了一次“公债风潮”。这期间曾引起了一场由买入期货失利者组织的“金融维持会”控告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纠纷,使各种期货交易中断了三个月。“公债风潮”后证券交易所吸取教训,试图通过采取追缴证据金、重定证据金和证据金代用品价格等措施,对可能发生的证券市场危机进行事先有效防范。

三、 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期货市场的跛行发展 (一)1937年前期货市场的发展

1929年1月,日本取引所宣布停业清理。该所于1918年开业后曾一度垄断上海的花纱交易。然而,由于1919年发生的抵制日货运动和1920年以后上海证券物品、上海华商证券等交易所相继成立,从不同方面限制了日本取引所操纵上海市面的野心,造成其营业总部长期处于萎靡状态,1920年后则连年亏损,最终不得不于1929年宣

布停业清理。

1929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交易所法》。此项法律共设58项条款,对交易所设臵、组织形式、经纪人资格、交易各类、合约期限、政府对交易所监督等各个方面,均做了较为严格的规定。1930年1月,国民政府又颁了《交易所法施行细则》。从此,交易所的发展和管理便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法律依据,全国的证券市场也因此而重新活跃,交易所的业务也随之兴盛起来,各种证券、商品期货交易也随之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此间,除了在交易所内开展期货交易以外,一些同业组织开设的业内市场也开始组织期货交易。例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棉纱同业市场就同时开辟了现货、期货两种交易方式。该市场对于同业之间棉纱交易的种类、成交单格式、交货办法及付款方式均以统

一规格做了相当明确的规定,“以便利交易”。

1932年初,国民政府曾因财政困难而生停付内债本息之议。消息一传出,以公债为主要标的物的证券交易所行情暴跌、交易清淡,几乎处于停市状态。直到国民政府做出保证债信的承诺以后,证券交易才逐渐得到恢复。

根据国民政府《交易所法》关于“如在同一区域内有同种业两者以上时,应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三年内合并”的规定,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证券部停止营业,并于1933年5月31日并入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自6月1日起,上海地区所有证券交易都由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一家办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花纱部、金银部也分别归并于华商纱布交易所和金业交易所。  从1933年起,除上海、北京外,宁波、青岛、汉口、重庆等地也陆续建立了证券交易所,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全国金融重心转向上海,在北洋政府时期靠经营公债交易兴旺一时的北京证券交易所,此时门庭冷落,1927年前北京证券交易所与上海大致相同的景观,到1933年已经不见踪影,其全年交易额仅相当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0.5%。

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期货市场的设立有法可依了,但实际上人们

还没有将期货市场的发展看作是整个中国经济成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还根本不可能使其得到健康成长与发展。

(二)抗战期间的证券交易和期货市场的震荡性发展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奉命停业迁往汉口。迁往汉口后,由于种种原因,复业未成。其他地方的交易所,也因战事爆发而纷纷停业。另一方面,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沦陷后,上海等外国租界集中之地成了当时的金融“孤岛”,大量游资迅速涌入,加上当时物价不断上涨,结果使上海的投机市场反而畸形繁荣起来,自“民十信交风潮”后一直被冷落的企业股票,此时也重新开始被作为保值手段和炒作对象,黑市交易量迅速增加。与此相适应,上海的证券交易行也迅速增到70多家。天津同样不甘落后,其证券交易行最多时也曾达到100多家。由此,便形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第二次 ***

1940年,上海股票商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股票推进会”。这个推进会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为会员介绍买卖股票、调查公司业绩、报告股票买卖价格和成交数量等等。为了规范和吸引交易,该推进会还自定一套“组织章程”、“交易办法”和“代客买卖办法”等规章制度。特别是战时各国普遍实行金融管制,国外资金纷纷逃往上海这个金融“孤岛”。在当时,经中国股票推进会介绍买卖的股票达85种,且均为中国企业股票。由于战乱的影响件下,洋商所办的“上海众业公所”中的外商企业证券交易也十分兴旺,达到了众业公所营业史上的最高峰。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众业公所才被迫停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政权禁止外股、黄金等上市买卖,因而大量游资进一步涌向中国企业股票。在这种环境下,股票公司大批设立,仅1942年新设股票公司就达120多家。针对重新抬头的证券市场混乱局面,1942年8月汪伪实业部发布“取缔买卖华商股票暂行规则”,试图对当时十分紊乱的股票交易进行管制。根据这项规则,汪伪政府当时确曾查封了一批不符合规则要求的公司。

为了使上海证券交易有一个统一市场,1943年9月张慰如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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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政权之命,开始组织实施伪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复业”方案。交易所“复业”后专做中国公司股票交易。为了保证交易顺畅,厘定了营业细则75条,将交易所会员经纪人扩充为200人,第一批审查核准上市的股票则达108种。

1945年初,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开拍“便交”交易,每周交割一次。虽然这项交易仅限于永安纱厂等14种股票,但这种交易的实质却是期货交易。这就为投机者提供了市场便利。从此买卖期货套利交易重新兴旺起来。

回顾这一时期,中国的期货市场是几度风雨,并常常被当作一个实施投机的工具。战乱干扰、外国干涉、自身不规范等等,则使中国期货市场狐朋狗友处于一种畸形发展的状态。

(三)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证券交易和期货市场特点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通令,指示上海等地交易所“非得财政部命令不得开业”。同时,国民政府还对日伪、经营的交易所进行全面接收,对私营交易所进行彻底清理。虽然国民政府明文规定各交易所在清理期间不得再有交易行为,但实际上上海的黑市股票交易却经久不衰,有些股票商号还开办起了股票期货交易,从而大大助长了投机者的买空卖空行为。

抗战胜利后,天津等地的证券市场和期货交易也随着时局的相对稳定而逐渐恢复。国民政府接管时,曾允许华北证券交易所继续营业。但是,该所重新开业后不久就被国民政府财政部冀鲁察热区财政金融特派员接收了。1946年3月,这个交易所被清理改组为天津市有价证券交易所。这是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一个实行官商合办的证券交易所。

1946年9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由杜月笙任理事长,王志萃作常务理事兼代总经理。其资本额定为10亿元,其中60%由原华商证券交易所股东认购,40%由官僚资本的中国银行、交易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承购。该交易所兼纳原华商证券交易所和洋商众业公所的业务内容,营业重点为本国企业股票,兼及政府公债与外商证券。其会员广泛,基础扎实,吸引的游资约有1500-2000亿元,是旧中国一家最具实力的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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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1月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办“递延交割”业务(又称“递交”,即成交一周后交割)。这种业务实际上是一种变相期货交易。在此基础上,同年12月又试办套利交易。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的这些举措,极大地 *** 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活跃了市场,吸引了大量的游资。当时,上海的许多居民都参加了证券现货交易和证券期货交易。   几经周折后,天津市有价证券交易所于1948年2月正式开业。该交易所注册资本10亿元,其中4亿元由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 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承购持有,5亿元由天津市民银行、市商会和银、钱两公会认购持有,其余1亿元则在市场上进行募集,开业初期,在该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有启新洋灰、滦州矿务局等13种。后来,该交易所又奉命上市“民国三十七年短期国库券”进行交易。

1948年4月国民政府财政部下令取缔“递交”。从此,证券交易一蹶不振。到同年8月,国民政府为了推行金圆券,又下令上海、天津等地交易所停业。这样一来,交易所场内交易全面停止,场外黑市交易则特别盛行。

1949年2月国民政府重新下令,让各证券交易所重新复业。但是,政府规定,这次复业后除政府债券可做一天期货外,其余均以现货交易为限。由于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连连失利,资金外逃日益严重,因此,这时的证券交易也受到很大影响。到这一年5月初,各地交易所又不得不重新宣告关门停业。

由于此间中国的政治、经济仍然处于严重无秩序状态,因此,当时的期货市场还不可能得到健康成长与发展。

荣毅仁的伯父荣宗敬:

中国现代期货市场鼻祖

在外界看来,荣氏家族永远都被光环所笼罩。事实上,在这些耀眼的光环之下,荣氏家族还有一条不为人知的财富暗道:金融投资。在这方面,荣宗敬可以说 是中国近代最有远见的“金融投资家”,玩“期货”的祖师爷,他甚至能够操控“日元汇率”,以金融的方式进行“抗日”,表现了自己的爱国情操。   “棉纱大王”

筹建期货交易所

荣宗敬(1873—1938年),名宗锦,字宗敬,江苏省无锡荣巷人。他是荣德生的哥哥,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荣毅仁的伯父,中国近代著名的民族资本 家。他早年经营过钱庄业,从1901年起,与荣德生等人先后在无锡、上海等地创办保兴面粉厂,福新面粉公司(一、二、三厂),申新纺织厂(一至九厂),被 誉为中国的“面粉大王”、“棉纱大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西方帝国主义自相火拼无暇东顾之机,向西方国家提供军需物资,大发横财,成了暴发户。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人的胃口也随之增加,政客、军方极力推动对华侵略,妄图鲸吞整个中国;而日本商人则尽可能抢占中国市场。

1919年,日商已经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取引所(即期货交易所),经营面粉、麦麸期货交易,荣宗敬对此是知道的。取引所主要是日本人用来控制原料与成品价 格的工具,同时又可以兼做棉花贸易。日本人借经营面粉、麦麸、棉花的期货交易等,控制原料与成品价格,最终辖制中国商人。而中国却一直是现货交易,已经落 后很大一步了。对此,荣宗敬萌发了自行成立期货交易所的念头。

于是,在荣宗敬的努力以及众多实业家和商人的大力配合下,1920年3月 1日,上海的福新厂荣宗敬、阜丰厂宁钰亭、申大厂顾罄一等18人把上海机制面粉公会贸易所改组为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并于8月14日正式对外营业。这 是中国人在上海建立的首家期货交易所,经办面粉、麸皮期货交易。

不久,荣宗敬又趁热打铁,在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提出了筹建纱布交易所的设想。1921年,纱布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挂牌,经办棉纱期货交易。

以金融“抗日”

1925年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荣宗敬把总公司会计部主任许淑娱喊到自己的办公室,盯着许淑娱兴奋地说:“许先生你想到了吗?‘五卅’运动激起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这对我们可是绝好的机会。”

“荣先生判断得十分准确。日元汇率比价在现在这种情势下,一定会下跌的,荣先生莫非要做空日元?”许淑娱有丰富的金融从业经验,经荣宗敬一点拨,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荣宗敬和许淑娱仔细商量起操作细节。两人详细分工,首先由许淑娱打先锋,掌握日汇的行情变化并及时向荣宗敬汇报。荣宗敬躲在台后,授权许淑娱见机处置,吃进或者抛出。

荣宗敬为了筹得资金进行这次规模空前的日汇投机,大量售出积压的粉、纱存货,并不惜以低价抛出远期栈单。1925年6月5日,许淑娱向荣宗敬报告:“日元对银元比价已降到1:0.72,一星期内下跌23%,东洋人顶不住了。”   告诫子孙 实业救国

荣宗敬不动声色,继续抛出50万日元。紧接着,一连几天荣宗敬大量抛售日元,逼迫日元汇价狂跌不止。

6月15日,日元对银元已跌至1:0.5。这时,许淑娱花大价钱从内线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日本几家大银行已组成一个银团来出面维持日元。荣宗敬当机立断,指示许淑娱立即“空翻多”,吃进200万日元,并且要做得不露痕迹。    布置完后,荣宗敬难掩内心的兴奋。想当初因为跟日本人借款(1922年底,因荣家的债务达300万元以上,加上当时金融危机,许多交易所倒闭,各行庄纷 纷紧缩银根,向荣家催还欠款,他们陷入创业以来的第三次危机,被迫向日本东亚株式会社借款350万日元),差点被吞掉,现在他要如数“奉还”给日本人。   不久,在日本银团的出面维持下,日元从最低点的1:0.48上升到1:0.75。荣宗敬根据抵制日货洪流在全国蔓延的趋势,断定日元回升不过是徒劳,于是让许淑娱继续公开地抛售大量日元,同时派人制造各种舆论。

“完了,日元又跌啦!”

作文二:《中国税收发展史》4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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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税制制度

(一)建立和健全涉外税制

1980年9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1981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同时明确规定涉外企业继续沿用修订后的工商统一税,并要缴纳车船使用牌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至此,我国的涉外税制初步建立起来。

(二)第一步利改税

1983年为了通过用税收来规范围家与国营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国家实行第一步利改税改革,即对国营企业征收所得税,简称利改税。主要内容是:凡有盈利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按55,的税率缴纳所得税税后的利润,一部分采取多种形式上缴国家;凡有盈利的国营小型企业,按八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所得税,税后利润原则上归企业支配。第一步利改税对调动企业生产的积极性,激发企业活力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第二步利改税

1984年国家实行第二步利改税,即对工商税制进行全面改革。发布了关于征收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盐税、资源税等税种的行政法规。主要内容是:把原来的工商税按性质划分为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和盐税4种税;对某些采掘矿产资源的企业开征资源税;恢复和开征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等4个地方税;对企业继续征收所得税,并对国营大中型企业征收国营企业调节税。

两步利改税完成后,一方面基本理顺了国家与企业的利润分配关系,用法律的形式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固定下来,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增强了企业活力,也使国家财政有了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初步确立了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

(四)工商税制的进一步完善。

在两步利改税的基础上,国务院陆续发布了关于征收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国营企业奖金税(1984年发布,1985年修订发布)、集体企业奖金税、事业单位奖金税、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其前身为1983年开征的建筑税)、筵席税等税种的行政法规,并决定开征特别消费税1991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合并为《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五)改革和完善了农业税制

1979年以后,随着农村经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出现和逐步推广, 对农业税制进行了适应性的改革和完善。农业税实行了起征点、户缴户结的纳税方式及折征代金等方面的改革完善措施,牧区省份也适时调整了减免税政策;全面开征了农林特产税和耕地占用税;及时调整和完善了契税政策。

到1993年,我国的税收制度共由37种税构成,具体包括: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特别消费税、国营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调节税、集体企业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资源税、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烧油特别税、国营企业奖金税、集体企业奖金税、事业单位奖金税、国营企业工资调节税、筵席税、印花税、房产税、车船使用税、牧畜交易税、集市交易税、屠宰税、契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工商统一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城市房地产税、农(牧)业税(包括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关税、船舶吨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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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税制

1992年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取得重大进展。这一时期是中国税制改革全面深化的时期,取得了改革开放以来税制改革的第三次重大突破。

1994年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全面改革了货物和劳务税制,实行了以比较规范的增值税为主体,消费税、营业税并行,内外统一的货物和劳务税制。第二,改革了企业所得税制,将过去对国营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分别征收的多种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第三,改革了个人所得税制,将过去对外国人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对中国人征收的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个人所得税。第四,对其他税收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如扩大了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开征了土地增值税,取消了盐税、烧油特别税、集市交易税等若干税种,并将屠宰税、筵席税的管理权下放到省级地方政府,新设了遗产税、证券交易税(这两种税后来没有立法开征)。

至此,中国的税制一共设立25种税收,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企业所得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遗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资源税、车船使用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印花税、证券交易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屠宰税、筵席税、农业税和牧业税。

此后至2000年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改了《个人所得税法》:国务院陆续改革了农业特产税制度,修改了《契税暂行条例》,发布了《车辆购臵税暂行条例》,并从2000年开始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1994年税制改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泛、内容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改革的方案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税制改革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积极借鉴外国税制建设的成功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的,推行以后从总体上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经过这次税制改革和后来的逐步完善,到20世纪末,中国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税收制度,对于保证财政收入,加强宏观调控,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01年以后的税制改革

2001年以后,中国继续完善税制,分步实施了下列重大改革: (一).逐步推行农村税费改革:200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从2006年起取消农业税;从2005年到2006年,国务院先后取消牧业税和屠宰税,对过去征收农业特产农业税的烟叶产品改征烟叶税。

(二).完善货物和劳务税制:2001年,结合交通和车辆税费改革开征车辆购置税。 2003年,国务院公布新的关税条例,自2004年起施行。2008年,国务院修订增值税暂行条例、消费税暂行条例和营业税暂行条例,初步实现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结合成品油税费改革调整消费税,自2009年起施行。

(三).完善所得税制:从2005年到200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先后3次修改个人所得税法。2007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过去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征收的企业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企业所得税,自2008年起施行。

(四).完善财产税制:从2006年到2009年,国务院先后将车船使用税与车船使用牌照税合并为车船税,自2007年起施行;修改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和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将对内征收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分别改为内外统一征收,分别自2007年和2008年起施行;取消城市房地产税,将对内征收的房产税改为内外统一征收,自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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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施行。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陆续调整原油、天然气、煤炭、盐、大理石、铜矿石和磷矿石等若干类资源产品的资源税税额标准。

此外,将船舶吨税重新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取消了筵席税,不再提及开征遗产税和证券交易税。

通过这些改革,中国的税制进一步简化、规范,税负更加公平,宏观调控作用增强,在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了税收的连年大幅度增长。

农业税条例被废止 皇粮国税2006年退出历史

"赞成162票;反对0票;弃权1票。”“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29日下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

议于1958年6月3日通过的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

这意味着9亿中国农民从明年第一天开始,将依法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依照有关规定,在广大农村地区征收农业税。从1983年开始,除农业税外,国务院还根据农业税条例的规定,决定开征农林特产农业税,1994年改为农业特产农业税;牧区省份则根据授权开征牧业税。至此,我国现行农业税制实际上包括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牧业税等三种形式。

农业税条例的施行,对于贯彻国家的农村政策,正确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分配关系,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国家掌握必要的粮源,保证基层政权运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2004年,我国政府开始实行减征或免征农业税的惠农政策,到2005年已有近8亿农民直接受益。29日表决通过的这个决定,把这项惠农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设立或者取消某一税种,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而国务院只能依照法律授权,减征或者免征某一税种。尽管此前国务院已经决定减征和免征农业税,但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有权彻底取消农业税。

这位负责人表示,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农业税后,并不意味着农民不再交税。“如果农民经商、开办企业,还需要缴纳相应的税种,这有利于城乡税制的统一。”

税收是以实现国家公共财政职能为目的,基于政治权力和法律规定,由政府专门机构向居民和非居民就其财产或特定行为实施强制、非罚与不直接偿还的金钱或实物课征,是国家最主要的一种财政收入形式。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手段有多种多样,如税收、发行货币、发行国债、收费、罚没等等,而税收则由政府征收,取自于民、用之于民。税收具有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的形式特征。税收三性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们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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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三:《中国机械发展史》5600字

中国机械发展史

我们都知道,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和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作为世界上发明、制造和应用机械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至少拥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身为炎黄子孙,我们应当记住祖先辉煌成就,努力开创灿烂未来。

按发展历程分,大致上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我国机械

(一)远古机械

(二)古代机械

(三)近代机械

(四)现代机械

(一)远古机械(百万年前~四千多年前)

工具是机械的前身,所以从广上讲,工具也可以叫做机械。人类最早制造和使用的工具是石器。在距今二十到三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华祖先们就能够制作粗糙的石器工具。工具有一物多用的性质,因而石器种类很少,只有砍砸器、

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工具进步加快,刮削器、尖器及石球等几种。到了距今一

种类渐多,石器已有斧、刀、锛、镰、铲、凿、镞、球等多种形式,还出现了大量的骨、角、蚌、陶器。到距今大约四五千年前,已制造出一批精品工具。如甘肃出土的石刃骨刀,它是在坚固的兽骨上开出细长槽作为刀体,内部镶嵌坚硬、锋利的石质刀片制成,充分利用了不同材料的不同性能。这种夹固式石刃骨刀可称得上是现代各种组合刀具的始祖。此时中国机械史进人了一个新时期。古代机械是中国机械上最为辉煌的时期,

(二)古代机械(四千多年前~184年)

1.快速发展时期——夏至春秋战国时期(约四千多年前~约前221年)

(1)运输起重方面:商初时出现的桔棒,西周时出现滑轮及辘护;战国时又出现了绞车,古代使用这些简单的起重机械成功地解决了起重问题。春秋战国时将悬棺升置悬崖最具有神秘色彩。在夏代己有水准很高的战车,促进了车的发展。 古车的出现是这一时期的标志。

(2)其他方面:打仗、狩猎用的炮(抛石机),侦察用的巢车以及灌溉用的桔梅等也已诞生。

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亦在此时出现。

2.成熟时期——秦至南北朝时期(前221~589年)

古代机械在秦汉时已趋成熟,领先于当时世界各国。这一时期以动力(弹力、畜力、风力、水力等)利用和机械结构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

(1)运输机械方面:秦陵铜车马结构复杂,气派

非凡,驰名中外,堪称是中国古代技术发展的一

大奇迹(左图)。水上运输方面,已能制造出高

大的楼船,船舱最高有4层。

(2)粮食加工机械方面:西汉晚期,已出现了利

用扇轮回转产生定向风来清洗粮食的风扇车,

还掌握了利用脚踏碓、畜力碓、水碓加工粮食

的方法。嵇含的著作《八磨赋》还记述了一种

奇巧独特的用一牛牵引、八磨同时转动的连转磨。

(3)日用机械方面:以西汉时的被中香炉最为复杂巧妙, “为机环转运四周,而体常平”,其中“机环”的原理同现代陀螺仪中万向支架类似。齿轮是组成机械的基础件,齿轮传动是最重要的机械传动。据考证,中国古代齿轮的发明可上溯到秦代或西汉初年,并在此后不久就应用了齿轮系。秦汉时期,绳带传动和曲柄连杆传动也被发明和采用。从西汉初年至元末明初,古人对齿轮系传动等的研究与应用达到了很高水平,并发明了一系列高度精密复杂的古代机械,其中最典型的应该就是指南车(下图)。

指南车代表了中国古代机械制造的最高成就。

指南车是利用机械传动来指南的,但对其内部机

械传动结构,因无出土实物考证,中外学者看法不

一。记里鼓车与指南车有不少相似之处,两者都成

功地利用齿轮、凸轮传动来组成自动机构,构思灵

巧,结构精密。西方学者认为,指南车是一切控制

机械的先驱。

3. 古代机械持续发展时期——隋唐宋元时期(581~1368年)

隋唐宋元时期是我国经济和科技高度发展的时期,中国古代机械工程技术也在宋元时期进入又一发展高峰期,其技术水平继续领先于世界,涌现了一大批新的杰出成果。其中以天文仪器、记时装置、兵器,以及机械加工、铸造技术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

(1)机械加工方面:西安出土的唐晚期(约8世纪末)的银盒,内孔和外圆同轴度很高,子母口配合严紧,刀痕细密,加工精度甚高。由此推测,我国最晚在8世纪时已有原始的金属切削车床。

(2)天文仪器方面:宋人苏烦, “兼采诸家

之说,备有仪象之器,共置一台中”.设计制造了

水运仪象台(左图)。这是中国古代机械设计和机

械制造中自动控制最为成功的实例之一。水运仪

象台的工作原理是由一个由受水壶的水重自动调

整的负反馈系统,它用作为动力来转动一个枢轮,

使其作恒速运转(每天400周),以驱动浑象和浑仪

两齿轮系。在水运仪象台里,苏颂设计的天衡装置是一个自动调节器。它能使枢轮恒速转动天衡袋置由天关、右天锁,在天锁、天衡横杆、天条、格叉、关舌等部分组成,被调量是受水壶内的水重,即输出,连接格叉及枢衡横的杆是一个杠杆,起到自动调整系中检测比较元件的作用。枢衡的给定重量是自动调整系统中的输人,小杠杆所检测出来的误差,过作为放大,变换元件的天衡横杆来控制开关,所以,这是一个利用误差来控制、带有反馈的闭周自动调整系统。它的设计思想和现代自动调整系统的设计思想大致相同。水运仪象台工作原理方框图水运仪象台在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天衡系统是现代钟表的先驱。这种天衡对枢轮的控制与现代钟表部件,锚状擒纵器,作用原理基本相同。

(3)军用机械方面:绍兴二年(1132年),陈规首先发明了火枪,实现了武器和火器史上的一大飞跃,其影响及于阿拉伯、欧洲乃至全世界。宋代还出现了强劲的绞车弩,要上百人张弩,射程达千余米,威力无比。

(4)铸造技术方面:唐宋时出现了许多大型铸件,反映当时的冶铸技术水平已发展到新的高度。现存的大型铸件,如大周广顺三年(953年)山东李云所铸的沧州铁狮子,铸于宋开宝四年(971年)的河北正定大型铜佛,建于宋嘉佑六年(1061年)的湖北当阳铁塔。

4.古代机械缓慢前进时期——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1368~1840年)

这一时期中国古代机械的发展并非缓慢,虽然个别学科出现了发展的小 *** ,但是总体上在这一时期结束了领先的局面。

此时的西方,正值改变世界面貌的产业革命的前夜,西方正为此而积蓄力量,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航海产业首先起飞,意大利掀起文艺复兴运动,思想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实验研究,注重理性认识,注意寻找事物发展的规律性,科学技术取得了重大发展。稍后,天主教旧教中的耶稣会传教士相继来华传教,这个组织重视科学技术与海外传教,以此扩大影响,深得人心,因此他们将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带到了中国,根据他们所带来的科学技术著作分析,此时欧洲的科学技术总体上已超过了中国,这种情况说明,中国科学技术领先时期的结束。不过在某些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

(1)造船航海方面:明朝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远洋船队。郑和所乘宝船长44丈、宽18丈,张12帆。

2)火器制造方面:明洪武10年焦玉所著《火龙神器阵法》上载有一种雏(

型飞弹和一种所谓神火飞鸦的武器。在Herbert S.Zim所著的《火箭与喷射》一书中,记载了14世纪末我国一位叫Wan Hoo的官吏发明了一种雏型的喷气飞机的故事明代天启元年,并认为他是“第一个企图利用火箭作飞行的人”。此外,茅元仪所著《武备志?卷129》上记载了一种叫“飞空砂筒”的武器,其构造原理如同一个简易二级火箭。

(3)铸造技术方面: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年)在北京铸成的永乐大钟是古代所铸最大最有名的大型圆钟。该钟通高6.25m,口沿外径3.3m,重约46.5t,钟体内遍铸经文,钟声和谐宏亮。

(4)学术研究方面:明代相继出现了不少工程技术方

面的巨著。明代伟大的科学家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

一书(左图),详尽地记载了中国从明中期到明末农业和

手工业生产方面的工艺技术和科学创见。《天工开物》被

誉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在中国乃至世界科技

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

(三)近代机械(1841年~1949年)

鸦片战争彻底粉碎了清廷的闭关自守的政策,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汇人了世界科学技术的洪流。在此期间,清廷中的洋务派兴起了洋务运动,西方列强也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因此,先后出现了清廷官办工业及外资兴办的工业,民办工业也在这一阶段诞生。

受西方机械及西方科技影响较大的设备有蒸汽机,大高炉,转炉,平炉,锻压、铸造、车削、钻削等设备。装备了机械、兵器制造业及纺织、造纸、印刷、卷烟和食品加工等部门。后来又进口了齿轮加机床等精密设备,地点地从沿海发展到内地。

到20世纪,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及内战但机械工业及机械工程教育和科研继续有所发展。这一时期的中国机械明显地具有半殖民地半建的特点,对西方诸国有着依赖性。因此,近代机械工业以小型、修配为主,布局和结构不

尽合理,教育、科研及设计能力都较为薄弱,这给以后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这是一个大转变的时期.中国在不长的时间里,由古代机械时期发展为近代机时期,由传统的生产技术发展为近代生产技术,由手工作坊发展为工厂,机械理论、设计、科研也渐渐多了起来。中国机械史上的这个转折,其成败、得失、经验与教训很值得我们总结与研究。

(四)现代机械时期(1949年至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虽有周折,但科学技术仍得到迅猛地发展。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创了科学发展的春天,机械科技工作也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机械工业通过组织全国各方面科技力量进行重大项目联合攻关,大力引进消化国外先进技术、加强科研机构科研测试条件建设、改革科技体制,使机械科技工作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我国在工业机器人、微型机械、仿生机械、数控系统、精密模锻、模具型腔制造、水下焊接、热处理碳势控制、电火花线切割等领域的一些技术成果都达到或超过了世界先进水平。

通过回顾中国机械史,我从中发现不少问题,值得深思:

l、古代机械资料稀缺

发掘古文献中的机械史资料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由于对文献的考证、校勘、鉴别做得还不够充分,以致没能搞清一些基本问题,如古代机械术语的含义及其演进,某些机械的起源和制造工艺,外来技术对中国的影响,机械技术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等。有些发明属于悬案,有关研究成果争议颇多,需要对此作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事实上,有些现成的史料还没有充分地从技术角度去分析和利用,致使研究难以深入。古代的杰出发明可能缺乏足够的文献记载,有关考古资料也不够充足,以致引来了种种推测,比如我在前文中提到过的指南车。

2、近现代机械理论薄弱

中国近现代机械理论起步较晚,多数为从西方的舶来品。基本理论研究不足,但科研技术人员又大多急功近利。这就能解释为何我国仿制前俄国多款机械而性能相差甚远。当然,这也与国家下达任务计划以及这个社会的浮躁学术氛围有关。作为机械专业的学生,我们更应该扎实基本功,学习时脚踏实地,而非空想空谈。

3、学术交流缺乏

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历史和社会原因以外,更重要的是缺乏学术交流。由于交流的渠道不畅与措施不多,使自己的思路仅仅符合国内,难以被整个学术界认同。我们应尽可能参加国际国内的多学科的科技史学术讨论会,走出目前的小圈子,并争取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论文,以广泛的交流促进研究的深入。

目前我国机械工程技术有如下几个发展趋势:

1.全球化。一方面由于国际和国内市场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网络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机械产业向着既竞争又合作的方向发展,这种发展进一步激化了国际间的竞争。这两个原因的相互作用,已成为全球化制造业发展的动力,全球化制造的第一个技术基础是网络化,网络通讯技术使制造的全球化得以实现。

2.网络化。网络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引发了机械技术前所未有的变革。产品设计、物料选择、零件制造等都可以异地或跨越国界进行。此外,网络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加速技术信息的交流,从而推动了我国机械工程的发展。

3.自动化。自动化是一个动态概念,目前它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制造系统中的集成技术和系统技术、人机一体化制造系统、制造单元技术、制造过程的计划和调度、柔性制造技术和适应现代化生产模式的制造环境等方面。

4.绿色化。绿色制造则通过绿色生产过程、绿色设计、绿色材料、绿色设备、绿色工艺、绿色包装、绿色管理等生产出绿色产品,产品使用完以后再通过绿色处理后加以回收利用。采用绿色制造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制造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同时使原材料和能源的利用效率达到最高。

中国机械事业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曲折前进不断发展壮大,不同时期中国机械科技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与该时期中国政治、经济背景和机械工业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回顾历史,更能有力地阐明:“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只有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机械科学技术才能获得快速、健康发展。反之,机械科技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甚至退步。通过对中国机械发展史的回眸,我明白了机械科技进步是推动机械工业发展的原动力,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互动关系。同时,历史经验还告诉我们,单纯靠模仿和引进国外技术是不可能实现中国机械科技的长足进步的,未来中国机械科技的发展必须走以自主创新为主,引进与消化创新相结合的道路。中国现代机械研究工作开展的时间还不长,不是急功近利就可以奏效的。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很多困难,只有不怕险阻才能到达光辉的顶峰。为了建设美好强盛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发展科学技术,创造中国机械的灿烂的未来。

本文文献引自:

l沈鸿等.中国大百科全书?机械工程.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2刘仙洲.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北京:科学出版杜.1962 3郭可谦,陆敬严.中国机械发展史.北京:机械工程师进修大学出版社,1987 4张柏春.中国近代机械简史.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 5陆敬严.中国古代机械发展概述.机械工程,1989年,2期

6万百五.我国古代在自动化调整系统方面的成就(补遗).西安交通大学学

报.1964年 第4期.Plls一P125

作文四:《中国文学发展史》1800字

基本资料

中国文学发展史

作者: 刘大杰著

出版社:

出版年: 2007.8

页数:

定价: 62

装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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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近世中国文学通史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上起殷商,下迄清朝,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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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卷

第一章 殷商社会与巫术文学

一 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与原始文学的状况

二 《周易》与巫术文学

第二章 周诗发展的趋势

一《诗经》时代的社会形态

二 《诗经》与乐舞的关系

三 宗教诗的产生

四 宗教诗的演进

五 社会诗的产生

六 抒情诗

七 馀论

第三章 诗的衰落与散文的勃兴

一 散文兴起的原因

二 历史散文

三 哲理散文

第四章 南方的新兴文学

一 《楚辞》的产生及其特质

二 《九歌》

三 屈原及其作品

四 宋玉

第五章 秦代文学

一 秦民族文学的发展及其特性

二 荀子的赋

三 李斯的铭

第六章 汉赋的发展及其流变

一 汉赋兴盛的原因

二 汉赋的特质

三 汉赋发展的趋势

四 汉赋的演变

第七章 汉代的诗歌

一 绪论

二 乐府中的民歌

三 五言诗的成长

四 古诗十九首

五 叙事诗

第八章 魏晋时代的文学思潮

一 魏晋文学的社会环境

二 文学理论的建设

三 魏晋文学的浪漫性

四 魏晋的神怪小说

第九章 魏晋诗人

一 建安诗人

二 正始到永嘉

三 田园诗人陶渊明

第十章 南北朝与隋代的文学趋势

一 唯美文学的兴起

二 新诗体的制作

三 山水文学与色情文学

四 文学批评

五 小说

第十一章 南北朝与隋代的民歌及诗人

上篇 南北朝与隋代的民歌

一 南方的民歌

二 北方的民歌

下篇 南北朝与隋代的诗人

三 南朝的诗人

四 北方的诗人

五 隋代的诗人

第十二章 唐代文学的新发展

一 绪说

二 唐诗兴盛的原因

三 古文运动

四 短篇小说的进展

五 唐代的变文

第十三章 初唐的诗坛

一 宫体诗的馀波

二 王绩与王梵志

三 上官仪与四杰

四 沈宋与文章四友

第十四章 浪漫诗的产生与全盛

一 绪说

二 陈子昂与吴中四士

三 王孟诗派

四 岑高诗派

五 浪漫派的代表诗人李白

第十五章 社会诗的兴衰与唯美诗的复活一 ...

二 杜甫的生平思想及其作品

三 杜诗的影响与张籍

四 元白的文学思想与作品

五 孟韩的诗风

六 唯美诗的复活与唐诗的结束

下卷

第十六章 晚唐五代的词

一 词的起源与成长

二 晚唐的代表词人温庭筠

三 民间的词

四 五代词的发展与“花间”词人

五 南唐词人

第十七章 宋代的文学环境与文学思想

一 宋代的文学趋势与社会环境

二 宋代的古文运动

第十八章 北宋的词

一 宋词兴盛的原因

二 宋初的词坛

三 词风的转变与都会生活的反映

四 苏轼的出现与词风的再变

五 格律词派的形成

六 格律词派的代表周邦彦

七 女词人李清照

第十九章 南宋的词

一 时代的转变

二 朱敦儒及其他词人

三 辛弃疾及其他词人

四 古典词派的形成与极盛——由姜夔到张炎...

第二十章 宋代的诗

一 宋诗的特色与流变

二 由西昆到欧苏

三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四 南宋的代表诗人

五 江西诗派的反动

六 遗民诗

七 北国诗人元好问

第二十一章 宋代的小说与戏曲

上篇 宋代的小说

一 志怪传奇的文言小说

二 宋代白话小说的兴起

三 宋代的短篇小说

四 宋代的长篇小说

下篇 宋代的戏曲

一 中国戏曲的起源与演进

二 宋代的各种戏曲

第二十二章 元代的散曲

一 元代的新局势与新文学

二 散曲的产生与形体

三 词与散曲

四 元代前期的散曲作家

五 元代后期的散曲作家

第二十三章 元代的杂剧

一 杂剧的产生

二 杂剧的组织

三 杂剧兴盛的原因

四 元剧初期的王派作家

五 元剧初期的关派作家

六 杂剧的南移及其代表作家

第二十四章 明代的文学思想

一 正统文学的衰微

二 拟古主义的极盛

三 公安竟陵的新文学运动

四 晚明的小品文

第二十五章 明代的戏曲

一 南戏的源流与形式

二 元末明初的传奇

三 传奇的古典化

四 杂剧的衰落与短剧的产生

五 汤显祖与晚明的剧坛

第二十六章 明代的小说

一 明代小说的特质

二 《三国演义》

三 《水浒传》

四 《西游记》与《西游补》

五 《金瓶梅》

六 才子佳人的恋爱小说

七 明代的短篇小说

第二十七章 明代的散曲与民歌

一 绪言

二 北方的散曲作家

三 南方的散曲作家

四 明代的民歌

第二十八章 清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二 晚明浪漫思潮的馀波

三 清代散文与桐城派运动

第二十九章 清代的诗歌与词曲

一 清代的诗

二 清代的词

三 清代的曲

第三十章 清代的小说

一 蒲松龄与《醒世姻缘传》

二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三 曹雪芹与《红楼梦》

四 《镜花缘》及其它

五 平话小说

六 倡优小说

七 清末的小说

附:刘大杰先生和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

作文五:《中国航空发展史》2000字

民航概论作业 091143429 肖兴华 中国民航的 历史发展概况 一、旧中国时期1920---1949 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如 1883,1912 广东恩平县人 1909年9月21日,冯如驾驶着 自制的飞机——冯如一号,从机 翼、方向舵、螺旋桨到内燃机等 大小部件全部自制,在奥克兰市 上空翱翔了八百多公尺,安全着 陆,揭开了中国航空史的第一 页。它的航程等于飞机发明者美 国的莱特兄弟1903年首次试飞距 离的三倍多,使西方世界为之震 惊和羡慕。冯如的成功,向全人 类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智能和能 力,为中国在世界早期航空史上 赢得了极大的荣誉。冯如(坐者)在广州燕塘试飞前与徒弟合影 在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之后,南方革命政府、北京政府和其他地方势力都积极发展航空,在北京、广东、东北组建空军,把航空用于军事目的。 1918年北洋政府设立航空事务处,是中国第一个主管民航事务的正式管理机构。 左图是北洋政府总统府大门右图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与北洋将领合影1920年开通我国的第一条航线:北京一天津航线1929年4月15日 国民政府特设中国航空公司机构,管理民用航空事务,并委派铁道部部长孙科兼任该公司理事长。 1929年4月17日 孙科以中国航空公司理事长名义,与美国航空发展公司签订中美“航空运输及航空邮务合同”。条款内容极不完善,有损中国主权。交通部部长王伯群对铁道部部长孙科插手办航空心存不满,强烈谴责该合同“丧权辱国,有碍中国领空主权” 。 沪蓉航空线管理处 1929年(民国18年) 5月政府成立沪蓉航空线管理处从7月8日起,使用美国史汀生型单翼客机,开航沪蓉航线的上海——南京航段开航之初,不载旅客,先运邮件,不寄包裹。从8月26日起,才开始载运旅客,当时购票者极为踊跃。至9月7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共往返飞行上海——南京之间34次,载运旅客47人次。 “中航”成立 1930年8月1日 中美合资的“中航”在上海成立。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交通部的沪蓉航空线管理处亦与其合并。“中航”归交通部管辖,飞行基地设在上海龙华机场。 “欧亚”成立 1931年2月1日中国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合办的欧亚航空公司(简称“欧亚”)在上海正式成立。飞行基地设在上海虹桥机场。 我国第一条国际航线1936年开通了广州到河内的航线,这是我国第一条国际航线。 抗日战争的爆 发守卫卢沟桥的29军士兵英勇抵抗日军入侵。 抗战期间民航成为中国和当时支持 中国抗战国家之间的主要联系通道。 1939年成立的中苏航空公间外辟厂重庆-莫斯科的航线,为苏联支援中国抗日提供的人员、物资开辟厂通道。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苏 联支援中国的飞机有一 千多架,空军志愿队大 约有二千人。中苏飞行 员在汉口机场位于武汉解放公园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纪念牌,这里埋葬着15位苏军烈士。 驼峰航线 航线只能从印度的萨地江、汀江再到中国的昆明、叙府(宜宾)、泸州、重庆等地。由于整条航路大部分是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及横断山脉平均海拔6000米上空穿越,而当时最先进的飞机在满载情况下,最大飞行高度也不过是6000米,甚至还要更低,飞行艰险和飞行难度可想而知~由于要在连绵不断的山谷间穿行,无论是飞行线路还是所经过的地形都犹如骆驼的“驼峰”,于是,“驼峰航线”由此得名。 飞虎队 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是第十四航空队又称“飞虎队”的创始人。1937年应宋美龄之邀来华担任笕桥空军军官学校飞行教官,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纳德积极协助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并且亲自驾机投入战斗。日本政府得知此情况,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所有美国飞行员离开中国。迫于外交压力,陈纳德的活动转为非公开,他回到美国,私下替中国政府招募飞行员。1940年11月,美日关系趋于紧张,美国总统罗斯福终于采纳陈纳德的建议,同意退役人员以志愿航空队的名义去中国协助抗日战

争。 1941年8月1日,陈纳德的飞虎队成立了。队员多半是勇敢、渴望冒险、性格不拘的年轻人,由于形式上并非正规军,他们的战术研究和训练反而得以自由挥洒。不久,他们在昆明初试身手,首战便对日本战机予以痛击,此后并连创击落日机的佳绩。1943年,志愿航空队改为第十四航空队,除了协助组建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外,还协助飞越喜马拉雅山,从印度接运战略物资到中国,以突破日本的封锁,称“驼峰飞行”。日本投降后,陈纳德曾协助蒋介石打内战。近二十年,中美关系改善,抗战史实陆续被披露,陈纳德与飞虎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获得高度的评价。 陈纳德将军 陈纳德领导的飞 虎队和第十四航 空队,在中国与 日军英勇奋战, 共摧毁了2600架 日机,击沉和击 伤了220万吨以上 的日军商船和海 军舰只,击毙了 66700名以上的日 军。他的机队与 日机战斗的损失 比,达到了1:80 的神奇境地。 飞虎队抗战期间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 美军运输机载物资虎队部分队员在战机前合影。 飞越喜马拉雅山。

作文六:《中国农具发展史》2500字

中国农具发展史

Zhongguo nongju fazhanshi

中国农具发展史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farming tools in China

农具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同步进行并相互促进的。在原始农业时期,农业生产粗放,农具的材料以石、骨、蚌、木为主;种类可分为农耕用、收割用和加工用3类。农耕类大体有铲、耒、锄等;收割类包括刀、镰等;加工类最普遍的是石磨盘和石磨棒(见彩图[河北磁山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磨盘、磨棒])。此外,还有用鹿角制成的农具。陶器的发明和应用很早,主要用以汲水、贮物和烧煮食物。此后,各个时期农具的发展大致如下。

夏、商、西周时期  这一时期的农具有所改进,但所用材料还是以木、石、骨等为主。当时已有青铜生产,但多用于武器、食器和礼器。到西周末年,用青铜制作的仅有一些中耕农具、和收割农具等。此外还有一种用于

碎土和砸实田埂的(图1[]" class=image>),只是装有长木柄的木质榔头。在农业上很重要的汲水、灌溉器具,商代已有桔槔(图2[桔槔]);西周的戽桶和吊桶,是用于从池塘和井中取水灌溉的。这个时期农具的种类虽增加不多,效率也还不高,但为后来铁制农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  冶铁业的兴起,使中国农具史上出现了一大变革时期:铁制农具代替了木、石材料农具,从而使农业生产力开始了质的飞跃。战国时期的农具绝大多数都是木心铁刃的,即在木器上套了一个铁制的锋刃,这就比过去的木、石质农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考古出土的实物看,当时使用呈V字形的铁犁头,有利于减少耕地时的阻力;铁(或作锸)可增加翻土

深度;铁耨则可有效地用于除草、松土、复土和培土。此外,这一时期推广的连,是一种有效的脱粒农具,为后世所长期沿用(图3[连]

" class=image>)。

秦、汉至隋、唐、五代  秦统一中国以后,特别是两汉以来,由于冶铁业的大发展,不但铁制农具更加普及,成为“民之大用”,而且随着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农具的种类增加,质量也大为提高。西汉中期以后,木心铁刃农具已被全铁农具所代替。随着牛耕的推广,耕犁也有所革新,除犁铧是全铁外,还创造了犁壁,从而更加有利于深耕和碎土。东汉时开沟用的巨型铧,重达15千克、长达40厘米左右。唐代《耒耜经》中记载的曲辕犁,构造更加复杂和完备,由犁底、犁等11个部件组成,已能根据需要进行深耕和浅耕,以及调节耕地的宽窄,操纵便利。从汉代起,如翻耕用的,磨碎磨平土壤用的耱(或称耢、),中耕用的锄和铲,收获用的镰(刈)、钩镰等农具都已出现,并逐步得到改进。至魏、晋、南北朝又有新的增益,如碎土保墒、平整土地用的耙就在此时出现(见彩图[南北朝发明的耙]

)。另一种农具耖

(图 4[耖])也在这时所创。由石磙和木框架两

部分构成的碡(碌碡、陆轴)(图5[碡]碡

" class=image>),则是一种碎土压实器,到隋、唐、五代时,它又发展成为磙上带刺的。

在这一时期播种耧车的出现,是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功效一个重大进步(图6[耧车])。耧车下端有3个耧脚,即3个开沟器,中间装有盛贮种子的漏斗,播种时用牛拉车,边开沟边播种,速度既快,质量也好。灌溉器具的创造和改进也有重大意义。以前的桔槔主要利用杠杆作用,使用时不但费力,又不便于深井汲水和大面积灌溉。汉代创造的辘轳或称滑车,使汲水效率大为提高(图 7[辘轳]

)。翻车(即龙骨水车)于西汉末年先是在宫苑池沼灌水使用,而后逐渐普及民间,又经过东汉末年及三国魏时的继续革新,堪称灌溉工具上的一个重大创造(图 8[翻车]

)。它利用齿轮带动链上的许多刮水板将水刮入车槽,以人力或畜力驱动,用于提水灌溉和排涝时,效率远胜于过去的灌溉器具。东汉末年,还出现了渴乌即最早的虹吸管。唐、宋、五代时发明的立井水车主要用于深井取水,也是利用齿轮原理。至于高转筒车,则是用许多竹筒连接、借助水力转动轮轴汲水入筒提至高处的装置,主要应用于长江流域(图9[高转筒车])。此外,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如风车的利用,舂米工具由杵臼到脚踏碓到水力碓的进步,特别是多个齿轮连带转动的连磨的利用等,都较过去大大提高了效率。

宋、元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农具的发展无论在动力的利用、机具的改进、种类的增加、使用的范围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代。北魏《齐民要术》记载的

农具只有30多种;而元代《王祯农书》的“农器图谱”所载农具达 105种之多,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农具,且附以精致插图。这时还出现了绳套和挂钩。绳套是把“一条杠”分解为两条绳索,可使牛耕的牵引力加大;挂钩是将动力机和工作机分开。这样,利用绳套服牛,犁身可大大缩短,回转方便,因而牛耕不但可用于水田、平地,且可用于丘陵山区。这时期还出现了犁床或犁辕上附有(犁)刀的改进犁,刀可以清除芦苇杂草,便于垦耕(图10[]

" class=image>[刀]

)。在水田生产中,则有平土用的刮板和中耕农具耘荡的应用。砘是一种土壤镇压器,它与耧车结合可以在播种后压实土壤。宋代秧马的发明,则可减轻稻田生产中拔秧的劳动强度。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高效率的联合作业农具如播种和施肥相结合的下粪耧种,由麦笼、麦钐、麦绰3部分组合的收割作业农具,一日可中耕20亩的耧锄,以及一机多用的水轮三事(图11[水轮三事]

)等。农业动力上除使用人、畜力外,还较多地使用风力、水力来进行灌溉、排水和农产品加工。在金代出现的 S型挂钩,中原地区已普遍应用。它是改进了农具的动力和工作机的连接装置,把本身拉力增大了一倍,改进了农业各工序上的农具如犁、耧、耙、砘、耘锄等以及畜力、水力、风力等动力机构与工作机的联系,提高了效率。

明、清时期  明、清两代的农具较之元代无多大变化,发展比较缓慢,但某些农具仍有改进。如明末曾出现绳索牵引的代耕架,是将用于辘轳的绞关用于犁的牵引,可“坐而用力,往来自如”地进行垦耕。这期间中国北方出现了露锄,南方则出现了塍铲、虫梳和除虫滑车等,反映了传统的农业精耕细作程度愈来愈高。同时,由于钢铁冶铸技术的发展,在农具部件的创造改进方面也有较大进步。

荆三林

作文七:《中国航空发展史》8000字

清末,孙中山于海外为筹措革命经费进行募款时,曾获当地华侨赠送两架奥地利制艾瑞克型机(Etrick),华侨希望该款飞机能用于革命行动中,不过当飞机运抵中国南苑之时,武昌起义已成功。中华民国政府于1911年10月10日在南京市成立,新任副总统黎元洪对航空有很大的兴趣,对这两架飞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1913年中华民国政府向法国采购12架高德隆(Candeon)G-3双翼教练机,并聘请两位法籍飞行教官来华创办南苑航空学校。

在早期返回国的飞行员有冯如、谭根、林福元、张惠长等数人,为中国早期航空事业发展建立起基础。冯如是我国首位航空工程师兼飞行员,生于1883年12月15日广东恩平县人,因生活环境因素,于12岁时随亲戚赴美国旧金山谋生。1903年当冯如得知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并飞行成功后,决心要以自己的力量来制造飞机。冯如获得当地华侨的赞助,于1907年在旧金山以东的奥克兰设立飞机制造厂,1909年正式成立广东飞行器公司,冯如担任总工程师。该公司于成立当年便投入生产飞机的业务。

冯如自已研发的首架飞机于1909年9月21日接近黄昏时分,在奥克兰附近一个圆形山丘旁进行首次试飞,由冯如本人亲自驾驶,此处是个远离居民的偏僻地方,除在场的记者之外,就是他的三个助手。当飞机起飞后飞行了800公尺,离地4.57公尺准备作一次转弯时,螺旋桨突然停止转动,飞机因此失去动力而摔了下来,在飞机触地时冯如被摔出机外,幸好没有受伤。事后冯如检查飞机,发现造成事故的原因是由于螺旋桨桨轴螺丝锁得太紧,致使桨叶叶根断裂。

冯如在1910年7月参考寇蒂斯的金甲虫(June Bug)及莱特兄弟的飞行者一号(Flyer II)两款构型的设计,设计制造第二架飞机。同年的10月至12月,冯如驾驶此架飞机在奥克兰进行飞行表演大获成功,并受到孙中山先生与旅美华侨的赞赏,并获得美国国际航空学会颁发甲等飞行员证书。1911年2月冯如谢绝美国多方的聘任,带着助手及两架飞机回国。辛亥革命后,冯如被广东革命军政府委任为飞行队长。1912年8月25日,冯如在广州燕塘的飞行表演中不幸失事丧生,被追授为陆军少将,遗体安葬于黄花岗并立碑纪念,被尊为“华人飞行之父”。

中国空军源自于广东陆军航空队所奠定的基础,民国创建后孙中山有感于国内发展航空事业的重要性,请求谭根返回美国筹备,于1918年谭根赴美募款,并于年底前引进数架双翼教练机至广州。谭根在美国时曾于寇蒂斯创办的飞行学校学习飞行,回国后于1915年在香港九龙湾驾驶水陆两用机进行飞行表演。另一位林福元也是自寇蒂斯飞行学校取得飞行执照的华裔美国人,之后于1919年夏季回国并在广州进行一连串的展示飞行。这两位受到广州地区民众欢迎的飞行员均有意要创办飞行学校,但后来因国家财政拮据而计划中止。张惠长是于1916年自中国国民党(KMT)内遴选进入美国航空学校受训的学员其中之一,于返国后曾完成历史性的南北长途飞行创举,被航空界人士称为“中国林白”。

1923苏联指派代表至上海与孙中山会谈,允诺协助国民政府建立优良的陆军及空军,次年俄籍飞行教官抵达广州。同年广州航空学校成立,并自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遴选王叔铭等八位进入航校受训,航校此时在编制上隶属于陆军。

孙逸仙深知航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曾言:“飞机一物,自大于行军”,在致南洋革命同志函中提到“飞机为近世军用最大的利器”。为充实国家军事力量,以击溃军阀,而大力倡导“航空救国”。华侨青年飞行员杨仙逸于1917年应孙中山之邀回国加入筹建航空队的工作,1920年国民政府为讨伐盘踞广东的叛军,创建不久的航空队便开始执行任务,除散发传单外并协同陆军作战,杨仙逸与张惠长并驾驶水上飞机,自珠江起飞轰炸广州督军公署。    当时我国飞机采购来源极为困难,尤其是军用机种。1923年杨仙逸在任职航空局局长时,向孙中山建议以自制飞机来解决外购不易的问题。在两位美籍航空工程师的协助下,向美国采购输出功率80马力的航空发动机等飞机重要零组件,在广东完成组装并试飞成功。该架国人自制的首架双翼飞机,孙中山以夫人宋庆龄英文名字Rosemonde之粤语音译命名为“乐文士”。同年国民政府为进攻惠州以扫除军阀陈炯明,杨仙逸奉命将鱼雷改装为飞机可挂载的炸弹,不幸于研制过程中发生爆炸当场殉职,为我国航空发展史中首为殉职的航空专业人士,年仅32岁。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激起欧美各国大力研发与生产各式飞机,在战争结束后为销售其生产过剩的飞机而纷纷至海外寻找客户。英国不但销售飞机给国民政府,也承办南苑航空学校的飞行训练工作。在1928年因新成立南京航空学校,国民政府于是将南苑航校的校务暂时中止。原隶属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航空处改制为军政部航空署,以管理全国军民用航空事务。次年于南京市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成立航空班。爱国华侨踊跃捐款购机,采购26架教练机供新成立的南京航校训练学员之用。因1930年在蒋介石率革命军北阀冯玉祥及阎锡山时,曾动用航空部队以致作战成功,使得陆军部的首长们相信有扩编陆军航空队这支空中武力的必要。

1931年4月航校迁至杭州笕桥,航空班扩编改制为航空学校,并由德籍顾问协助各项飞行训练工作。1932年9月1日航校扩编并更名为中央航空学校,这也是空军军官学校“九一”校庆的由来。改制后的中央航校改采美式器材、教材及训练方式。这支隶属于陆军具有战力的定翼机航空队,直到1941年在周至柔将军的领导下完全成为一支独立的军种。

1920年掌握东北军军权的军阀张作霖建立了东北航校,并组了一支航空队。1923年张作霖指派张学良少帅主持该校校务及飞行训练事宜。虽经过航校十年以上的训练,至1931年时东北军的飞行员仍不足以担任作战任务。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日军对东北展开攻势时几乎在短时间内摧毁及掳获大部份东北航空队的战力及装备。同一时期其它的飞行训练学校包括有广州、西南地区的广西柳州、云南昆明、四川重庆、湖南长沙,不过当时因为资源有限故训练水平很低,对学生的选择主要是以政治为首要考虑对象。此外小规模的航校在山东青岛及济南、江西南昌均有设立,但对航空发展的贡献不大。

曾完成单人驾机横越大西洋创举的查尔斯?林白(Charles A. Lindbergh)协同妻子,于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次日)共同驾驶一架洛克希德(Lockheed)生产的天狼星(Sirius)式水上飞机一路沿海岸线飞抵南京市莫愁湖,展开访问行程。时值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及长江发生水患,百姓们生活困顿,于是林白夫妇取消既定的活动,并义务担任受灾地区空中勘察的飞行任务。在1932年一二八松沪战役后,因中日战争损失大部份的航空队战力,国民政府拟请美国协助建立现代化的空军,于是聘请美军退役少校裘利德(John H. Jouett)招募飞行顾问及机械顾问等共23位赴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训练国军飞行员,并制定五年航空发展计划,将隶属于陆军的航空队大幅改制并重建战力,于是在1937年正式成为一支独立的军种-中华民国空军。

1933年意大利空军的洛帝(Roberto Lordi)将军率领顾问团来华,负责新设的中央航校洛阳分校训练事宜,并成立飞机装配厂以装配新引进国内的意大利制飞机。1937年陈纳德自美国陆军航空队退伍后来到上海,之后在我国共待了八年之久,并先后担任顾问、美国志愿大队(飞虎队)、美驻华航空特遣队指挥官及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官等职务。其中由美国志愿大队改制为美军陆航的第十四航空队,曾于1943年11月25日以超低空飞行越过台湾海峡,突袭日本陆航新竹基地,摧毁日军陆航各式战机达50至60余架。

军政部航空署于1933年增编并筹设杭州中央飞机制造厂,自美来华协助设厂事宜的威廉?帕莱(William D. Pawley)原仅计划为寇蒂斯?莱特公司(Curtiss Wright)来华推销该公司生产的军机,但后来却在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史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位在杭州笕桥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后来因受到日军攻击而迁移到汉口,又因战局变化陆续迁厂至昆明,甚至有部份厂房疏散于中缅边界一带,可说是在艰苦的环境下惨淡经营。在同一时期,航空委员会(空军总司令部前身)也与意大利的四家航空业者合资创办南昌飞机制造厂,但其业务仅限于义制战机的进口、维修、装配及试飞等工作。此外也与德国的容克斯(Junkers)飞机公司于江西合办中国航空器材制造厂,专门生产飞机零组件及相关器材。于1937年至1939年间,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为分散日本对西伯利亚地区的注意力,派遣数名空军顾问并同时运送一批俄制战机抵华,有图波列夫(Tupolev)SB、SB-2、TB-3轰炸机及波里卡波夫

(Polikarpov)I-15、I-16战机等,在中国空军史上带进俄制飞机的风采。俄国飞行员除训练空军飞行员操作I-15、I-16战机,并驾驶这批俄制战机协同空军的战机大队,与日本陆航、海航战机进行本土领空制空权争夺战。

1936年6月至8月两广政变失败,广东空军归顺中央,于1935年8月成立的韶关飞机修理厂也由国民政府所接收。同一时期民众热烈募款,采购战机捐赠政府以供抗日作战,所采购的战机于10月31日蒋介石五十华诞时,百余架新购美制战机编组成“中正”二字,飞过南京市上空。在全面对日抗战前夕,空军可用的各式战机约300余架,而日本海陆两航空队的各式战机总数约达1,500余架,中日航空武力相当悬殊。虽然环境艰困,空军飞行员在战力悬殊的情形下奋力保卫制空权,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首推1937年8月14日在杭州笕桥的空战,当时第四大队的寇蒂斯鹰三式(Hawk III)双翼战机机队自张家口转场至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基地,进行前进部署作业,方抵基地时随即接获敌机来袭的报告,第四大队麾下的21、22、23中队战机匆匆加油后立刻升空接战自台湾新竹基地起飞的日本三菱九六式爆击机,创下六比零的空战记录,而这也是日后“八一四空军节”的由来。

1938年5月徐焕升等数位空军飞行员驾美制马丁(Martin)轰炸机,由汉口基地起飞至日本长崎、福冈等大城市空投传单及各式宣传品,此行动振奋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中国空军空地勤人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牺牲奉献、有我无敌的英勇表现,成为尔后空军建军的精神标竿。

在中国的商业航空发展方面,最早可追溯至1921年,当时曾有位英籍飞行教官在南苑驾驶亨利?佩吉(Handley Page)公司生产的客机飞航于南苑至北戴河间,但因无法熬过旅游淡季而宣布停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过辉煌历史的寇蒂斯飞机公司,因1920年后因军用航空器订单大幅减少而不得不出售予克里门?凯斯(clement M. Keys),并改组成寇蒂斯-莱特飞机公司。被誉为中国商业航空之父的凯斯于1928年创立中国航空公司(Air China),营运初期以空运邮件为其主要业务,故其所属飞机皆漆有“邮”的字样,飞航于上海、四川、广东、北京、昆明及香港、美国旧金山等航线。在对日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物资补给困难之际,中国航空公司曾飞行腊戍至昆明间执行空运任务,以协助国民政府的物资运补。

继中国航空公司后第二家成立的为欧亚航空公司(Eurasia Aviation Corporation),公司为德国人所筹组,飞机上漆有一个“亚”字,飞航北京、广州、兰州、四川及香港、越南河内等航线。但其业务及营运规模始终未超越中国航空公司,因后者起步早且获得经营黄金航线。1941年国民政府与德国的外交关系破裂,于是欧亚航空公司股权归中方所有,尔后于1943年改组为中央航空公司(Central Air Transport Co.)。飞行两广及云南航线的西南航空公司,于1934年成立。1946年民用航空运输队(CAT, Civil Air Transportation)由前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司令官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与商业巨子魏劳尔(Whiting Willauer)所合资成立,后来因财务困难而于1975年将公司解散售。

在几年的内战过后,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迁至台湾,自此时开始海峡两岸的航空工业及民航空运于是分道扬镳各自发展。台湾的航空工业发展与美方的关系较为密切,而大陆的航空工业基础则来自于前苏联。

在台湾于内战后的民航发展方面,1949年时原先的三大航空公司(中央、中国、民用航空运输队),仅民用航空运输队随国民党政府于迁至台湾,以维持台湾岛内及香港等地的航线正常营运,分部设在香港、东京和曼谷。民航空运队在1955年改组成立民航空运公司(CAT, Civil Air Transport Inc.),经营岛内外航线,但1975年该公司法人股东美国太平洋公司决议宣布解散。

继而在1951年由陈文宽、戴安国、蔡克非等人共同创办复兴航空公司(Trans Asia Airways),是台湾首家经营岛内航线的纯民营航空公司。但在1958年10月1日,复兴航空因一架自马祖返台北的PBY卡塔琳那(Catalina)式水陆两用机失事,遂改变经营方针,暂停岛内航线,以代理国际客运业务及经营空中厨房为主,1983年由“国产实业集团”接掌后,始恢复岛内航线经营。

1957年6月5日胡侗清成立远东航空公司(Far Eastern Air Transport),初期经营空中运报业务,尚不定期岛内外包机及以贝尔212型直升机进行农喷、航测等业务,并接受军方、民航局、省政府委托维护其飞机、直升机,同时承办岛外航空公司飞机及发动机维修业务,因此累积丰富完整的经验。远航自1962年起陆续开辟岛内航线的航班,并在观光事业蓬勃发展的1970年代顺势成为岛内航线的龙头老大。

一批来自空军第八大队的退役军官,以资本额新台币40万元、员工26人及PBY型水陆两用机2架,于1959年12月16日成立中华航空公司(China Airlines),从事至寮国、越南代行战地运补工作,1962年起开始以道格拉斯(Douglas)DC-3经营岛内航线,1966年再以DC-4与唯一一架洛克希德(Lockheed)L-1409H超级星座式(Super

Constellation)客机开辟台湾第一条台北至西贡(在越战后更名为胡志明市)的航线、1970年开辟中美越洋航线,华航为台湾的民航发展立下崭新的里程碑。1982年华航又增辟台北至卢森堡欧洲航线,1984年完成环球航线,跻身国际的大型航空公司,为代表台湾的国家航空公司(National flag carrier)。

除此之外在1966年大华航空公司(Great China Air)、台湾航空公司(Taiwan Airways)、永兴航空公司(formosa Airlines)纷纷成立。大华航空初期以两架史考斯基(Sikorsky)S-62直升机起家,承办农喷、运补及包机业务为。台湾航空公司以诺曼(Norman)BN-2岛民式(Islander)系列小客机经营兰屿、绿岛等离岛航线为主。而永兴航空公司除了以BN-2机经营离岛航线外,尚以贝尔212型直升机从事农喷业务,永兴航空在公司营运后期改名为国华航空。    1987年因中山高速公路壅塞,铁路营运绩效不佳,政府于是颁布“民航运输业申请设立、增辟航线、购机执行要点”放宽岛内航空运输新业者加入,并允许业者增辟航线的管制,此即一般所谓的“开放天空政策”。在航空客运量大幅增加的状况下,于是进入高竞争环境的空运市场。在岛内航线市场利润固定,且竞争激烈的生存危机下,天空开放后的航空公司均纷纷改组,添购新机,扩大岛内线的经营规模及拓展国际及区域航线。

1989年长荣航空公司(Eva Air)获准筹设,经营国际航线。1991年华航子公司华信航空公司(Mandarin Airlines)成立,飞航华航无法飞行的其它国际航线。至1999年底为止,共计有七家航空公司经营民用航空运输业,分别为中华、长荣、华信、复兴、远东、立荣(Uni Air)、瑞联(瑞联航空则因财务不佳及飞安纪录不良,被民航局无限期停飞中)。另外亚太(APA)、大鹏、中兴、凌天、金鹰则经营普通航空业。

开放天空后的岛内航线虽飞航班次增加,但因供过于求,导致相对的承载率下降,与航空公司家数成反比,在具商业优势的国际航权拓展不易、海峡两岸的直航市场又不明的状况下,岛内航空公司朝集团化、联盟化发展,遂成为市场生存法则下的必然趋势,如同美国开放天空后航空市场的质变经验,台湾的航空公司初期以维持市场占有率为竞争策略,在经营一段时日后有必要改变,因此开始并购小型航空公司或将航空公司彼此间的藩篱给集团化、联盟化。

远东航空公司持有复兴航空公司股票愈见明显,且两家公司也采取航线与票价联盟。1996年3月长荣集团收购了马公航空(Makung Airlines)并更名为立荣航空,并于1998年7月1日并购大华航空及台湾航空成为岛内线市场中最大的航空公司,机队迅速壮大,由原来的12架机队扩增为32架,立荣航空的飞行版图也从本岛扩及偏远离岛航线。此外华航亦在考虑飞航质量与专心经营国际线下,接收华信航空的国际航线,而华信航空于1998年11月起接手飞航岛内线,1999年3月华信与国华合并,并接手原国华航空的离岛航线。

除国籍航空公司外,目前飞航台湾营运的外籍航空公司有日本亚细亚(日本航空子公司)、日空(日本全日空子公司)、国泰(香港)、菲律宾、东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森巴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越南、太平洋(越南)、澳亚航(澳洲航空公司子公司)、澳洲安捷、纽西兰、沙乌地、南非、英亚航、法亚航、德国、荷兰皇家、马丁(荷兰)、卢森堡、瑞亚航、加拿大国际、美国西北、联合、达美、联邦快递、优比速等,从事客货运定期或包机业务。

主题再回到国民党政府迁至台湾后的航空工业发展方面,隶属于空军的航空技术局在1969年3月改组为航空工业发展中心(AIDC, Aero Industry Development Center),首款生产机种为PL-1B初级教练机,命名为“介寿”并供空军官校使用。1970年开始获得美国贝尔直升机(Bell Helicopter)授权生产UH-1H通用直升机,此款直升机目前仍在陆军航空队操作中。1973年与诺斯洛普(Northrop)合作生产F-5E/F战机,命名为“中正”,数量达308架。同一时期,发展自T-28D教练机的涡轮发动机版T-CH-1“中兴”于1971年出厂,并加入空军行列。1978年自力研发的XC-2中型运输机出厂。1980年航发中心首款喷射机作品,AT-3“自强”高级教练机首飞成功,自制军机于是迈进

喷射推进阶段。在1970年代,因当时国际局势不利台湾对外采购新式战机,以汰换使用三十余年且飞安事故频传的F-104,于是在1981年政府决自行研发战机,在1983年航发中心改隶国防部中山科学研究院(CSIST)。1988年12月航发中心倾全力研发的自制防御战机(IDF, Indigenous Defense Fighter)计划中的首架单座原型机出厂,并于1992年开始量产递交空军操作,制式编号为F-CK-1,包含四架原型机在内量产数为131架。

1996年7月起配合航天工业政策,航发中心改制为经济部的“国营企业”,并更名为汉翔航空工业股份有限公司(AIDC, Aerospac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主要着眼在增加经营弹性并提升竞争力。目前汉翔公司朝企业化、民营化、国际化发展,经营策略也由以军用为主转型为军民通用,并以多元化经营为发展目标。台湾的航天工业实力根植于政府,民间的航天技术发展有待政府的支持与推动,因航天工业是龙头产业,以藉航天工业带动技术与产业升级。

作文八:《中国三农发展史》7500字

中国三农发展史

(古代史部分)

中国的农业发展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距今七千年到五千年(普遍使用磨制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我国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和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进入到了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在这一时期,人们已经过着定居生活,进入原始农耕阶段。在这一时期,半坡原始居民掌握了种粟的技术,还有蔬菜和麻。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培育水稻和粟的国家。我国农业文明就源于这一时期。大家可以说出这一时期的农业发展的特点吗?1. 地域差异,受气候因素影响很大,因地制宜。2. 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实行集体劳作。

距今四五千年前,我国一些地区相继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是黄河中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养蚕缫丝,纺织技术有了新的进步。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和丝织的国家。在这一时期,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我们纵观历史会发现生产力的每一次大发展都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这次也是,但它同时也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因为贫富分化导致阶级出现,而国家正是阶级统治的工具。

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是我国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奴隶主和努力两个阶级形成了。

夏商周时期,农作物品种、耕作技术和农田水利都有较大的发展。(五谷:稻、黍、稷、麦、豆),为了配合农业发展,历法也有较大进步,我认为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夏朝的《夏小正》,它记载着一年中各个月份的物候、气象、天象、和农事等内容。(此外干支纪日法是商朝历法最大的成就,它是世界上延续至今的最长的纪日方法)

回顾历史和现实我们还可以知道统治者所做出的一切决策和行动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在经历夏朝和商朝之后,在西周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经济上实行井田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井田制相适配的政治制度是分封制,这里不多讲),井田制是一种国有土地制度,周朝规定,一切土地属于国王所有,国王把土地分给诸侯臣下,授田者只能时代享用,不得转让与买卖,并要向国王交纳一定贡赋。那是耕地沟洫(x ù)纵横, 如同井字,称为井田。奴隶主强迫奴隶在井田上集体耕种。

春秋时候,铁农具开始出现。战国时,铁农具使用范围扩大。铁器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牛耕技术在这一时期也开始运用和推广,这是我国农业技术史上农用动力的一次革命,与此同时水利灌溉事业也有很大发展,著名的都江堰就是战国时期秦国蜀守李冰修筑的。

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大量荒地被开垦出来,出现了许多井田制公田以外的私田。私田主人控制私田产品,不缴纳给国君,而是改变成了对耕田者的剥削方式,即让劳动者交出大部分产品后,可以保留一部分产品。这样,耕种土地的人就转变为封建农民,私田主人就转变为封建地主,农民向地主缴纳地租。这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剥削方式。而这种交租方式已持续就是2600多年。直到2006年我国才完全免除农业税,这是后话。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变法。新的国家制度和法律条文,促使土地所有制有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变,如春秋时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cu ī)征”(只根据土地的多少和田质地好坏征收赋税)和鲁国的“初税亩”(实行按亩征税),都属于这一种情况。

战国时期,奴隶主地土地国有制,已大部分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建立地主阶级的统治,时机已经成熟。这样,各国出现了一系列变法运动。其中重要的有李悝(ku ī)在魏国的变法(主要内容有,“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生产”,制定《法经》,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等)和商鞅在秦国的变法(重农抑商,奖励耕织;“为田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土地私有制度,从根本上瓦解奴隶制),变法运动先后进行了一百多年,新的封建制度终于在各诸侯国确立起来了。

“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王嬴政以其雄才伟略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了巩固统治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里我们只谈有关农业方面的,他在全国实行土地私有制,按亩纳税,让老百姓自己申报土地,载入户籍,户籍上有了年龄、土地等项内容,国家依户籍征发赋税和徭役。这成为封建国家统治人民的根本制度。

在秦朝末年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徭役繁重、刑罚严酷、赋税十分沉重,土地兼并严重(整个封建社会没有一个朝代解决过这一问题,为什么?因为统治者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他们首先要维护的是地主阶级的利益),大量农民

失去土地。秦的暴政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率领九百多戍卒,在大泽乡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陈胜、吴广的首创精神,为历代农民树立了榜样。

自公元前207年秦国灭亡到公元前202年初,这是楚汉之争的五年,公元前202年初项羽乌江自刎,刘备称帝建立汉。西汉建立后,刘邦吸取秦亡的教训,“反秦之弊,与民休息”。他采取了一系列轻徭薄赋慎刑的措施。例如,他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包括:大量士兵罢归家乡,复故爵田地,免自卖为奴婢者为庶人,抑制商人,减轻田租为十五税一。(上述政策的实行有哪些好处?增加了农业劳动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等)

【汉初规定:商贾及其子孙禁止出仕做官;商贾不得拥有土地,但要加倍征收人口税;商人不得穿名贵纺织品,不得乘骑车马、携带武器。以限制商人势力的过度膨胀。其实整个封建社会都不同程度的实行过重农抑商政策。问:封建统治者为什么要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对封建统治有什么作用?○1我们前面说过统治者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采取重农抑商政策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国家的统治基础;○2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是地主阶级,他们是不能容忍商人的大量滋生和发展的,因为商业要和农业争夺劳动力,你愿意当一个没有农民为你种地的地主吗?○3商人的流动性比较大,这不利于国家的户籍管理和行政管理,还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4征兵征税比较困难。等等】。

汉文帝、汉景帝在位期间,推行修养生息政策,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文景之治的出现主要原因是:一、文帝和景帝重视农业生产。他们多次减免田租赋税,后定田租为三十税一。(这样农业得到较大发展,粮价大幅下降。汉初米一石值五千钱,文景时降到一石仅值数十钱至十余钱,这证明了农业总产量的提高)开放山林川泽,鼓励农民进行副业生产,活跃商业市场(但统治者并没有放弃重农抑商政策);二、改革法律;三、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俭省财政支出。

汉武帝即位后,西汉国库里积蓄了大量的粮食和钱财,国家实力相当雄厚,有条件加强中央集权(需要说明的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同样是一个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的社会)。同时,国家也存在着土地兼并,商贾膨胀,边境不安定等问题。为此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这里不作详细阐述,

只看一下经济方面:改革币制,铸造五铢钱,作为通行全国的法定货币;盐铁官营,由国家垄断经营盐铁的生产和销售;平抑物价、征收工商业者的营业税和财产税,等等。汉武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皇帝,在他的大一统之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空前价钱,西汉统治达到鼎盛。

统治者是不愿意用鼎盛这一词的,因为鼎盛之后就是衰落了。西汉后期,重用外戚和宦官(在中国封建史上宦官不止一次干政乱政,至于其原因大家自己想),政局混乱,国家权力削弱。公元9年,外戚王莽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

西汉后期社会矛盾已经相当严重,而这个王莽,在即位后,为解决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进行了不切实际的王莽改制(如对货币的改革,他推行新的货币去取代五铢钱,二此时五铢钱在社会上流通率相当高,人们不愿意用新的货币,于是就把新币放在一旁继续使用五铢钱)。

沉重的赋役,战争的破坏,残酷的刑法,使农民完全丧失了活路。他们纷纷起义,最后汇成几支大的起义军,推翻了王莽政权。(中国的农民非常善良,除非被逼的没有活路时才会起来反抗。谁让农民没活路,谁就自寻死路!)

公元25年,参加过农民起义的汉宗室刘秀称帝,沿用汉的国号,建都洛阳,史称东汉。东汉初年,经济凋敝,社会动荡。刘秀采取安抚的统治方法,即以“柔道”治天下。在经济方面,恢复西汉三十税一的田租制度,鼓励流民返乡垦荒种地;裁并地方官衙,消减官吏,复原军队,让大批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经过光武帝的多年努力,社会安定下来,经济得到恢复,户口增加,史称“光武中兴”)

东汉后期,土地兼并现象严重,统治越来越腐朽。皇帝大造宫殿,对百姓搜刮无度。民不聊生,被迫铤而走险。184年,巨鹿人张角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作为号召,利用宗教,组织全国几十万人同时起义。起义民众头裹黄巾,称为“黄巾军”。黄巾军焚烧官府,攻打豪强地主田庄,队伍一度发展到一百多万人。但最终还是被镇压了下去。

两汉的农业发展:

汉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农业备受重视,因此发展迅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农具得到改进,牛耕广泛推广(耕犁上安装了翻土碎土的

犁壁,这比欧洲早一千多年;西汉农学家赵过发明了播种耧车;等);水利事业发展,农耕区域扩大(黄河流域流域以营建灌溉渠系为主,著名工程如漕渠、白渠等;江淮、江汉之间以修制天然陂池为主;东南一排水筑堤、变湿淤之地为良田为主;西北则主要利用雪水或地下水,修筑特殊的水利工程坎儿井。);稻麦种植的推广;耕作、管理技术进步较快;农学研究取得可喜成绩(农学家氾胜的《氾声之书》以关中为对象,细致地探索了精耕细作的生产方法,总结出著名的区种法;《四民月令》是东汉后期叙述一年例行农事活动的专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

社会大动荡、民族大融合的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特点明显:江南迅速发展,中原发展相对缓慢;土地庄园经济和寺院经济占有重要地位;商品经济水平较低;各民族经济交流加强。随着民族融合的发展,各民族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了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这一时期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江南农业的开发:六朝时期,特别是东晋南朝,江南农业的开发从江东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进而波及到岭南和闽江流域。那时,江南土地大量开垦,耕作技术进步,农田水利兴修较多,农作物品种增多,单位面积产量提高。但各地发展还很不平衡,三吴地区最发达,洞庭、鄱阳湖平原和成都平原也是重要的粮区。江南经济的开发使南北经济趋向平衡,为以后我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打下了基础。(江南经济发展的原因: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充实了江南的劳动力,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加速了当地经济大发展;一些统治者推行劝课农桑、奖励耕织、安抚流民、兴修水利等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二)北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这一时期,中原农耕规模缩小,畜牧业因少数民族的内迁有所扩展,两汉时期过度开垦导致的环境破坏状况有所缓解。北方农业虽屡遭破坏,但总体上还在恢复和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研制了新农具,推广了新技术(曹魏时,马钧改进了翻车,用于农业灌溉。水碓、水磨等广泛用于谷物加工。西北嘉峪关都已采用二牛一人或一牛一人的耕作方式。深耕细作、积粪肥田,后来还传播到南方);第二、曹魏兴修了许多渠堰堤塘(北魏孝文帝下令有水田之处,都要通渠灌溉);第三、开发边疆地区(十六国北朝时河西走廊和辽东地区的开发,都取得可喜成就)。

隋唐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江南地区的农业得到进一步开发,水稻产量大面积提高。【圩田更加普遍,适于种植高产的水稻;放火烧山,开垦土地的现象也很多。围湖造田和向山要田,对自然生态平衡造成影响,江淮地区大面积种植水稻,江南地区成为两市的重要产地。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安禄山、史思明趁唐朝政治腐败,内地兵力空虚先后发动叛乱。此次叛乱严重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力量,唐朝从此由强盛转向衰落)以后,我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二、农田灌溉的发展和农具的改进。【隋朝开通的大运河有利于农田灌溉;唐朝设专职官员管理水利事业,各地兴修了不少水利工程,仅江南兴建和修复的水利工程,就大大超过了六朝时期的总和。那时还创造了新的灌溉工具筒车;江南地区出现的曲辕犁,便于水田工作】三、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尤其是茶叶在唐朝已成为生活必需品,市场广泛,唐朝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

隋末农民起义:

隋炀帝的暴政【赋税徭役繁重,修运河(晚唐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建东都洛阳城,三征高丽,严刑酷法】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加之天灾严重,民不聊生。百姓被迫起而反抗。611年,山东长白山农民首先反动起义,各地农民纷纷响应。其中,最主要的是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在农民军的打击下,隋朝统治风雨飘摇。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部将杀死,隋朝灭亡。

唐末农民战争:

唐朝末年的社会矛盾比起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唐朝的宦官专权远甚于东汉,举个例子,唐后期,共有8个皇帝由宦官拥立,两个皇帝被宦官害死),朋党之争等都在加深唐朝的没落。唐朝后期,从皇帝到各级官吏腐朽贪婪,他们大肆兼并土地,灾荒年月照旧催交赋税。各地节度使对百姓大都残暴压榨,加之藩镇之间战火连绵,广大农民困苦不堪,终于揭竿而起。【想必大家都知道这一首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是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写的《不第后赋菊》】公元875年,山东、河南农民几千人由王仙芝、黄巢领导先后起义。几年以后,王仙芝战死,起义军由黄巢领导,采取流动作战的方针,转战大

半个中国。后来,起义失败,黄巢自杀。唐末农民战争波及大半个中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这次起义使腐朽的唐王朝从此分崩离析,名存实亡;农民军首次提出平均思想,反映了广大农民均产、均田的要求。

907年,存在了290年的唐朝,为藩镇所灭。

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

北宋时候,农业技术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农民使用始于不同土壤的圆头、尖头的犁铧。为解决耕牛不足的困难,有些地方使用了人力操作的踏犁。农民还在山坡上开垦梯田。北方的粟、麦等在江南大量种植,江北广种水稻。从越南引进的水稻良种占城稻,也传播到江淮地区。棉花的种植由福建、广东推广到长江流域。经济作物种植扩大,反映出农产品商品化的加强。【北宋农民很讲究耕作技术。生活在两宋之交的农学家陈旉(f ū)在他所著《农书》中说“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北宋墓葬中曾出土成组的铁制农具,其中耙、锄等中耕的农具很多,说明当时很重视田间管理。】

南宋时,全国的经济重心由北方转移到南方【一个重要原因是南宋的政治中心(临安,今浙江杭州)在南方】。南方最发达的江浙地区长期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南宋时,流传“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史书记载“今之沃壤,莫如吴、越、闽、蜀”,“国家根本,仰给东南。”】

辽代统治者采取赐贫民耕牛、垦荒免赋等措施,大力发展农业。到10世纪中期,辽海地区已成为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人烟稠密的沃野。

西夏的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有较完备的灌溉系统,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耕作方法与中原没有多少差异。

金统治者进入中原以后,将具有先进文明的汉人迁置到东北各地,充实户口,开垦荒地,促进这一地区农业发展。

元世祖对农业十分重视。中央设立负责农业和水利的机构大司农司,向全国颁发《农桑辑要》一书,指导农业生产。元朝时,农作物品种增多,棉花种植已遍及南方。畜牧业在北方得到空前发展。农牧业的恢复和发展,促使人口增加。元朝人口最多时达到八千多万。

明清时期:

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说它衰落是因为封建统治已经开始不能适应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了,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这一时期的农业政策和农业生产发展还是比较大的。

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1581年,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改革赋役制度,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将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并为一条”,折成银两,把从前按户、丁征收的役银,分摊在田亩上,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少来分担。【一条鞭法是我国赋役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赋役征银的办法,适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纳银代役的规定,可以保证农民的生产时间,相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有所松弛。】

1669年,康熙帝宣布原来明朝藩王的土地,归现在更众人所有,叫做“更名田”。1712年,清政府规定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数,作为征收丁税的固定丁数,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帝一上台就推行“摊丁入亩”的办法,把丁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这样,人头税废除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隐蔽人口的现象也逐渐减少。摊丁入亩对我国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农业生产的发展:棉花种植在明代由江南推向江北。明代由国外引进的高产农作物新品种玉米和甘薯,在清代不断推广和种植,是不适宜生长稻麦的贫瘠土地得到利用,粮食总产量大幅度提高。这对于养活众多人口,腾出更多土地种植经济作物,促进农业生产商品化,有重要意义。清代前期,棉花、蚕桑、茶叶、油料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都扩大了,形成了一些农业生产区域。

明末农民起义:明朝末年,天灾不断。明朝政府又向百姓加派三饷【即“辽饷”“练饷”和“剿饷”。 “辽饷”,为筹集对辽东后金用兵的军费;“练饷”和“剿饷”,征收用于镇压农民反抗的军费】。三饷总和超过正常田赋一倍以上,广大农民十室九空。【(明朝末年)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树无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常闻鬼哭。——《豫变纪略》】

1627年,饥民王二在陕北首先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王二

起义后,陕北各地农民纷纷响应。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先后举起义旗。其中,“闯王”高迎祥的义军是较强的一支。高迎祥牺牲后,李自成继任闯王。他率领的义军成为起义军的一支主力,另一支主力由张献忠率领。【张献忠出身贫寒,起兵后号称“八大王”。他攻陷武昌后,建立大西农民政权。1644年,他在成都称帝,后来在与清军战斗中牺牲】

李自成大军进入河南,提出“均田免粮”口号,受到广大农民拥护,很快攻克洛阳。不久,李自成攻克西安。1644年正月,他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三月,李自成大军占领北京,明崇祯帝自缢于万岁山。明朝灭亡。【明末农民起义军以极大的革命勇气和顽强的战斗,推翻了腐败的明王朝,给封建统治以沉重打击。农民军提出的“均田免粮”口号,反映了农民群众反对财产贫富不均和要求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标志着我国农民的反封建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次起义中,“均田免粮”这句口号的提出是值得肯定的,它触及到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但由于封建小农思想的性质,随着起义的失败,它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

(近代史部分)

作文九:《中国诗歌发展史》13700字

中国诗歌发展史

什么叫诗:

《现代汉语词典》:文学体裁的一种,通过有节奏和韵律的语言反映生活,抒 *** 感 。 有节奏和韵律:今天起大早,买了两斤菜。一斤手里拿,一斤放口袋。环保购物袋,谨记随身带。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小云朵,别哭了,天上大雨哗哗下,地上积满小水洼,我们只能呆在家。”

“太阳公公回到家,剪下一片小指甲,把它挂在天空上,变成一片月芽儿。”

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语言美:“两个黄鹂呜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寻寻觅觅,

黄,右擎苍”和“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千万片,飞入芦花皆不见。”

《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戒颜回远郑卫之声。 《诗经》配雅乐,《乐府》配清乐,从容舒缓,以乐配诗;

词以诗配乐,配合的是里巷俗曲与胡夷新声结合的燕乐(宴乐)

元曲以胡曲番乐和北方民间曲调相结合形成的新的乐曲,多用琵琶、胡琴,为慷慨之音。

〈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鲁迅“杭育杭育”派)

《涂山女歌》:“侯人猗兮”

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君《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

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能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豳风 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诗?大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一般认为风、雅、颂是诗的分类;赋、比、兴是诗的表现手法。

《诗经》分为风,雅,颂 三部分。“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所以“风”是各诸侯国的乐调;“雅”是京城地区的正乐;“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至于“大雅”和“小雅”当从音乐分,“广大而静,疏达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 《诗经》的艺术技法被总结成“赋,比,兴”。它与“风,雅,颂”合称“六义”。朱熹《诗集注》指出:“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叙事);“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以物喻志);“兴者,先言他物而引起所咏之词也”(文已尽而意有余)。按照这种解释, “赋是直铺陈叙述。是最基本的表现手法。 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即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比”,用朱熹的解释,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之意。《诗经》中用比喻的地方很多,手法也富于变化。如《氓》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硕人》连续用“葇荑”喻美人之手,“凝脂”喻美人之肤,“瓠犀”喻美人之齿,等等,都是《诗经》中用“比”的佳例。 “赋”和“比”都是一切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而“兴”则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中比较独特的手法。“兴”字的本义是“起”,因此又多称为“起兴”,对于诗歌中渲染气氛、创造意境起着重要的作用。《诗经》中的“兴”,用朱熹的解释,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它往往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有时一句诗中的句子看似比似兴时,可用是否用于句首或段首来判断是否是兴。例卫风?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就是兴。.大约最原始的“兴”,只是一种发端,同下文并无意义上的关系,表现出思绪无端地飘移联想。

“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核心, “建安七子”( 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形成了众星拱月的局面。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

中国魏晋时期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的合称,成名年代比“建安七子”晚一些。七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其中,嵇康的成就最高。

“三张”指诗人张载与其弟张协,张亢;“二陆”指文学家陆机与弟陆云;“两潘”指文学家潘岳与侄潘尼;“一左”指诗人左思。 这七人代表了太康文学的最高成就。

历代归隐原因:一、因官僚世袭、门阀制度的存在,虚假的人才过剩,正直贤良之士虽跻身仕途,但长期沉沦下僚,又不愿逢迎长官,因此愤而退隐;二是身处乱世,尤其是改朝换代之际,担心误入歧途,招来不测之祸,退隐自全。(伯夷、叔齐);三是受道家“自隐无名”思想影响,鄙薄功名利禄,不愿仕进;四是功成名就,功成身退(范蠡);五是借隐居之名,走“终南捷径”(卢藏用)。

四声八病:平、上、去、入

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

四声:指平、上、去、入四声,对于现在人来说,其调值已无从查考,只能通过韵谱来估略。根据元和韵谱和玉钥匙歌诀中的说法推断出:平声可能是一个平调,上声是一个升调,去声是一个降调,入声是一个促调。

八病:指作五言诗时,在运用四声方面所产生的毛病。

1(平头:五言诗的第一、二字不能与第六、七字(下句第一、二字)声调相同。不然就犯了平头的毛病。如:芳时淑气清,提壶台上倾。芳时、提壶同是平音字,这就是平头。

2(上尾:五言诗的第五字(出句最后一字)与第十字(对句最后一字)不能声调相同。不然就犯了上尾的毛病。如乐府中: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草、柳都是上声,犯了上尾的毛病。

3(蜂腰:顾名思义是两头大,中间小。指五言诗一句内第二字与第四字的声调不能相同;或第二字与第五字不能同是浊音声母而第三字是清音声母,不然就犯了蜂腰的毛病。如:饮马长城窟: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从、方都是平声字,我、鲤又都是浊音字,中间的双则是清音,读起来两头重,中间轻,这就是犯了蜂腰的毛病。

4(鹤膝:对于这一条各文献说法不一,拣录两条:

其一:五言诗的第五字与第十五字的声调不能相同。其二是与蜂腰第二点正好相反。这一点,《杜诗祥注》中有简略的说明,不详尽。

5(大韵:指五言诗两句之内不能有与韵脚同一韵部的字。如:汉乐府: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胡与垆同韵部,则是犯了大韵的毛病。

6(小韵:五言诗两句各句之间不能有同属一个韵部的字。如:古树老连石,急泉清露沙。树与露,连与泉同韵部,则是犯了小韵的毛病。

7(旁纽:对于这一条不甚了解,只能将《诗话》中的大意写下来,用原例,且不知出处:指五言诗中两句各字不能同声母。比如:鱼游见风月,兽走畏伤蹄。鱼与月的声母同属古音疑纽,这就犯了旁纽的毛病(另外兽走同韵,犯小韵)。

8(正纽:五言诗两句内不能杂用声母、韵母相同的四声各字。比如:梁简文帝诗:轻霞落暮锦,流火散秋金。锦与金声母韵母相同,只调不同,这就是正纽的毛病(流与秋小韵)。

, 盛唐气象带来的文学繁荣

, 国家一统,南北政治、经济、文化、文学的交汇融合,文学走向文质并茂的发展道路

, 国力的空前强盛,带来乐观向上的社会心态和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情调,渴望施展抱负、享受人生,实

现个体价值

, 高度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精神所唤起的文人积极面对现实、参与现实、改变现实的 ***

, 艺术上的继承与创新

, 统治者的重视提倡对文学繁荣的促进作用

, 诗赋取士,“行卷”之作

科举考试使大量寒门庶族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中坚力量

, 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昂扬奋发、富于理想

, 开放的社会氛围带来文学风格流派的多姿多彩

, 儒、释、道、侠并存

, 禅宗兴起。中国化的佛教文化

, 高估自身价值,强调个性自由,推崇独立人格,蔑视现存秩序和礼法传统

, 政治开明,文禁松弛

, 文人队伍成分的变化带来诗歌发展的新气象

科举考试使大量寒门庶族知识分子成为社会中坚力量

, 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昂扬奋发、富于理想

, 诗歌现人民生活的联系增强,提升了诗歌的境界

, 变文、俗赋、民间曲子词等通俗文学的兴起

, 文学自身的发展

, 先秦以来重写实的现实主义传统和重幻想的浪漫主义传统

, 魏晋以来的文学自觉: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

初唐:上官仪“上官体”绮错妩媚;“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骨气”“兴寄”,新鲜的内容和刚健活泼的风格;沈全期、宋之问“回忌声病,约句准篇”,使律诗篇章确定,平仄对仗规范;陈子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盛唐:诗人多富浪漫气质,乐观向上,对自己的才华极为自信,有豪迈激昂之气魄

孟浩然  过故人庄   [唐]

故人具鸡黍(shǔ)~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xiá,。

开轩,xuān)面场圃,pǔ,~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huán,来就菊花。

宿建德江:  移舟泊烟渚~ 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 江清月近人。

王维   山居秋暝   [唐]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使至塞上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吴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高适   封淮南节度使,转剑南西川节度使,封渤海县侯,以政治家的清醒头脑对边塞问题看得较为清楚深刻,报国豪情与忧时愤慨常常交织在一起

《燕歌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  *** 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无所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热情洋溢,充满乐观向上的昂扬气慨,对塞外的奇丽风景着意描写。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 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 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 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 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 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李白: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 又号“谪仙人”。中国唐朝诗人,有“诗仙”、“诗侠”之称。汉族,祖籍陇西郡成纪县(今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南),出生于蜀郡绵州昌隆县(今四川省江油市青莲乡),另有说法称出生于西域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有《李太白集》传世,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早发白帝城》等多首。?

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大道路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杜甫则为“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直率奔进的抒情方式。《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蜀道难》

表现方式:丰富的想象,奇特的比喻,大胆的夸张。“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飞流直下三千尽,疑是银河落九天”+++++

杜甫:

汉族,河南巩县(今巩义市)人。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杜工部等,盛唐大诗人,世称“诗圣”,现实主义诗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代表作“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原籍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唐肃宗时,官左拾遗。后入蜀,友人严武推荐他做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一生写诗1500多首,诗艺精湛,被后世尊称为“诗圣”。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三吏:《石壕吏》 《新安吏》 《潼关吏》 三别:《新婚别》 《无家别》 《垂老别》“暮投石壕村, 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 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 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 “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 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 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 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 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 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 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 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 独与老翁别。”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出自杜甫《戏为六绝句》。

新乐府运动

名称:“新乐府”一 名, 是白居易相对汉乐府而提出的, 其含义就是以自创的新的乐府题目咏写时事, 故又名 “新 乐府运动” 。这类诗的特点是:自创新题,咏写时事,体现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 代表作家 除白居易而外,元稹、李绅、张籍、王建也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作家。 主要作品有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 ,张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谣》,并为新乐府运动中的优秀作品。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卖炭翁》、《观刈麦》编入初中语文教材。新乐府的特点有三:一是用新题。二是写时事。三是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

唐朝贞元、元和之际,广大地主士大夫要求革新政治,以中兴唐朝的统治。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白居易、元稹等诗人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新乐府序》中全面提出了新乐府诗歌的创作原则,要求文辞质朴易懂,便于读者理解;说的话要直截了当,切中时弊,使闻者足戒;叙事要有根据,令人信服;还要词句通顺,合于声律,可以入乐。宣称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白居易创作主张

,诗歌与现实:表情达志、反映现实

,“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

,“文章合为诗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

,诗歌与政治:儒家诗教,政教讽谕

,“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以“风雅比兴”为衡量诗歌的根本标准

,内容与形式:内容灵魂,语言通俗,表达浅切

,“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韩孟诗派:

以艰险力矫大历以来的诗风的平易

内容上不重客观写实而重视主观感受,形式上追求创新出奇而不愿意从欲趋易,创作态度上讲究炫才或苦吟,而较少抱以美刺于世的目的,执着于艺术创造和审美奇趣。“推敲”“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

, 内容上重主观感受而不生客观写实

, 形式上追求创新出奇,不愿意从俗趋易

, 创作态度上讲究炫才苦吟,较少美刺干世

, 美学观念上执着于艺术创造和审美奇趣

李贺(字长吉):“怨恨悲愁”

抒发自己执着的人生追求和怀才不遇的悲愤,对人生、命运、生死等问题的深刻思考,通过写鬼怪、死亡、游仙、梦幻,用各种形式来抒发、表现自己的苦闷

, 刘禹锡(字梦得,世称刘宾客、刘尚书)

, 诗风简洁明快,风情俊爽,贯穿着一股豪迈刚劲之气,表现出诗人乐观、坚毅、豪迈的精神,称之为“诗

豪”

, 咏物咏史诗善用精练史笔寄托对国事的关心和对历史兴亡的理性认识,议论警策,运笔苍凉,感慨深沉,

韵味隽永

, “竹枝”体:一方面吸取民歌语言通俗明快、音节锵铿谐和、表达自然真率的优长,一方面以文学修养提

高民歌境界

, 世称“刘白”,对宋诗“理趣”的形成很有影响

四时田园杂兴  (宋)范成大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简析】

这首诗描写农村夏日生活中的一个场景。

首句“昼出耘田夜绩麻”是说:白天下田去除草,晚上搓麻线,“绩”是搓的意思。“耘田”即除草。初夏,水稻田里秧苗需要除草了。这是男人们干的活。“绩麻”是指妇女们在白天干完别的活后,晚上就搓麻线,再织成布。这句直接写劳动场面。次句“村庄儿女各当家”,“儿女”即男女,全诗用老农的口气,“儿女”也就是指年轻人。“当家”指男女都不得闲,各司其事,各管一行。第三句“童孙未解供耕织”,“童孙”指那些孩子们,他们不会耕也不会织,却也不闲着。他们从小耳濡目染,喜爱劳动,于是“也傍桑阴学种瓜”,也就在茂盛成阴的桑树底下学种瓜。这是农村中常见的现象,却颇有特色。结句表现了农村儿童的天真情趣,诗人用清新的笔调,对农村初夏时的紧张劳动气氛,作了较为细腻的描写,读来意趣横生。

“台阁体”永乐至成化年间形成的“台阁体”,其主要人物是“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一是密切结合官方意识形态即程朱理学,故表现的思想情感“雅正平和”,有浓厚的道学气;二是反映着上层官僚的生活内容,故应制、唱和之作数量非常之多;三是与当时政治平静、人事结构稳定的状况相对应,表现出陶然悠然的满足心态。他们要求文起到“施政教,适性情”的功能,内容要“歌颂圣德,施之诏诰典册以申命行事” 王守仁“心学”

,“心外无物,心外无言,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以“心”反“理”,肯定自我,实现对个体的表达,在文学上表现在对真性情的表现,追求文学的独立性和主体性。

,实际上是在儒学内部的一次改良,反对程朱理学把“理”视为一种外在权威的观点,提出“心即理”,既有承认个人认识真理的权力、承认个性尊严而反对偶像崇拜的意味,又通过把封建伦理的基本内涵解释为“人心本来”所有,进一步强调道德内化的要求。

,王学的另一基本命题是“知行合一”,这很明显是针对由于信奉程朱理学所造成的言行不一的伪道德现象。 吴中四才子

,祝允明、唐寅、文征明和徐祯卿

,一般说来,吴中诸子对国家政治秩序的关怀不像李、何那样热切,而对于个人在社会中遭到压抑的感受却特别敏锐;他们同商业社会、市民阶层的联系也更为密切,因而也更敢于肯定物质享乐的要求 ,自我觉醒的意识和向外拓张的强烈要求,冲击古典传统、自由地表现诗人个性与情感生活的要求。虽然艺术成就并不高超,但它对向来的文人诗歌传统,却造成严重的破坏

前七子

,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中心、包括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徐祯卿的文学群体

,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而对宋人掊击甚烈。他认为宋“无诗”而且“古之文废”,其根源是理学:“宋人主理,作理语,于是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又作诗话教人,人不复知诗矣。”(《缶音序》) ,李梦阳“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袭其辞”

何景明提出“舍筏登岸” ,强调学古为手段,目的在独创

唐宋派及归有光

,以唐顺之、王慎中为首,主要是以强调唐、宋古文和宋诗中所体现的尊道精神,来反对前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所造成的文学与道统的疏隔,其核心乃从维护道学的立场出发,重弹宋儒以来“文道合一”论的老调

后七子

,李攀龙、王世贞、徐中行、梁有誉、宗臣、谢榛、吴国伦

,仍以文学复古为理论旗帜,认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 在拒斥“宋学”侵蚀文学的过程中,他们比前七子更强调文学形式——格、调、法的重要性。这一方面继续推进了文学的独立发展,另一方面也放松了对人性和文学本质的深入思考。

,评价:一方面,他们对于反击“唐宋派”的文学倒退的动向、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强调文学的艺术特征起了极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文学复古运动固有的弊病,在“后七子”那里显得更加突出,由于太强调效法古人,对于创作的法则又规定得太具体、细密,又缺少时代内容,对个性、情感的自由表现和艺术的创新,造成严重的束缚。

李贽“童心说”

,所谓“童心”,李贽解释为“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就是由人的自然本性所产生的未经假饰的真实情感,与之对立的,则是由耳目而入的“闻见道理”。

,首先是比前人更为彻底的反权威精神。他说:“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焚书?答耿中丞》)表现出反对偶像崇拜、要求尊重个性和个人权利的态度。

,其次,李贽对物质生产相当重视。他认为工商业者开采矿藏、贩运货物,都是对社会对个人有益的事情,对人欲表示充分的肯定,反复论说追求物质享受、好色好货、为自身谋利益是人的天性,是合理的要求。(在他看来,一切脱离个人物质追求的高深道理,全是虚伪的空谈。这实际上揭示了私有制社会中最根本的事实,也提出了在这种社会中建立合理可行的道德的基础。)

公安派

,代表人物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倡“性灵说”,提出“以出自性灵者为真诗”、“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强调性情之真,以性灵与时俗之“拟古”相对抗

,艺术上贵独创,重个性,强调表现自我,反对形式主义,推崇通俗文学,作品多挥洒自如、清新流畅,弊端在于过于强调形式,其末流往往流于俚俗、浅露、轻率,缺少深刻的思想内容

清代诗歌的发展

(一)      清初遗民诗人:顾炎武、吴嘉纪、屈大均

保持民族气节,揭露清兵暴行,颂扬抗清英烈,寄托故国哀思,表现出关注现实的重实倾向。慷慨苍凉、激昂悲壮的风格。

(二)   清初入仕诗人:钱谦益、吴伟业、施闰章、宋琬

游移于个人出处的尴尬选择中,表现出伤感的情怀。

南施北宋:思想属于理学复古的保守派,在诗歌上主张温柔敦厚的诗风。

(三)   王世祯与清前期其他诗人

神韵说:力图摆脱政治等社会性因素对诗歌艺术的干扰,更多地注重诗歌本身淡远清新的境界和含蓄蕴藉的语言,从而更加强调诗歌排闲解愁的消遣娱乐功能。

赵执信、查慎行对神韵说进行纠正

(四)   清中叶宗法唐宋的诗歌流派:强调“道统”对文学的控制和统驭。

沈德潜“格调说”:倡导用唐诗的格调表现封建政治的伦理思想,倡导“温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诗教传统。

翁方纲“肌理说”:宗法宋诗。认为神韵说空泛,格调说食古不化,故倡导肌理说对二者加以匡正。主张以儒学经典为基础的“义理”和辞章结构方面的“文理”相结合写诗。实际是以学问为根底,以考证充实诗歌内容,使义理文理达到统一。

厉鹗的宗法宋诗

郑燮诗歌内容:关心民生疾苦,抒发个人情怀

特点:关注现实,推崇杜甫、白居易一类的写实诗人,善用题画诗表达个人情怀。

(五)   袁枚与性灵诗派:继承了晚明公安派的主情传统,与道统文学观相对立的诗歌流派。是公安派思想的重振和延续,创作实践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公安派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小品散文方面,性灵派成就主要是诗歌。 赵翼:不讲格调和宗法,不雕饰字句,明白晓畅,清新明朗

宋词与元曲

词牌,就是词的格式的名称。有时候,几个格式合用一个词牌,因为它们是同一个格式的若干变体;有时候,同一个格式而有几个名称,那只因为各家叫名不同罢了。

?本来是乐曲的名称。

例如《菩萨蛮》,据说是由于唐代大中初年,女蛮国进贡,她们梳着高髻,戴着金冠,满身璎珞(璎珞是身上佩挂的珠宝),像菩萨。当时教坊因此谱成《菩萨蛮》曲。据说唐玄宗爱唱《菩萨蛮》词,可见是当时风行一

西江月》、《风入松》、《蝶恋花》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 这些都是来自民间的曲调。  时的曲子。《

?摘取一首词中的几个字作为词牌。

例如《忆秦娥》,因为依照这个格式写出的最初一首词开头两句是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所以词牌就叫《忆秦娥》,又叫《秦楼月》。《忆江南》本名《望江南》,又名《谢秋娘》但因白居易有一首咏“江南好”的词,最后一句是“能不忆江南,”,所以词牌又叫《忆江南》。《如梦令》原名《忆仙姿》,改名《如梦令》,这是因为后唐庄宗所写的《忆仙姿》中有“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等句。《念奴娇》又叫《大江东去》,这是由于苏轼有一首《念奴娇》,第一句是“大江东去”。又叫《酹江月》,因为苏轼这首词最后三个字是“酹江月”。  ?本来就是词的题目。

《踏歌词》咏的是舞蹈,《舞马词》咏的是舞马,《唉乃曲》咏的是泛舟,《渔歌子》咏的是打鱼,《浪淘沙》咏的是浪淘沙,《抛球乐》咏的是抛绣球,《更漏子》咏的是夜。这种情况是最普遍的。凡是词牌下面注明“本意”的,就是说,词牌同时也是词题,不另有题目了。

但是,绝大多数的词都不是用“本意”的,因此,词牌之外还有词题。一般是在词牌下面用较小的字注出词题。在这种情况下,词题和词牌不发生任何关系。一首《浪淘沙》可以完全不讲到浪,也不讲到沙;一首《忆江南》也可以完全不讲到江南。这样,词牌只不过是词谱的何罢了。

为了方便填词,人们常把词牌收录成册。古代著名的词谱有钦定词谱、白香词谱、诗韵新编等。有了这些词谱,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填词效率。

婉约派与豪放派词风比较

豪放派与婉约派之间的区别

区别/流题材范围 所表达的感情 感情表达 表现方法 对音律的态度 派

豪放派 大至国家盛衰、时政得失,爱国之情、报 以铺叙、直陈敢于突破、不受束缚

小至个人理想抱负、日常国之志 冲口而出 为主

感受无不可入词(以记事、

说理为主,表达内心感慨)

婉约派 男女恋情、离别相思、伤儿女之情、离  多用含蓄委严守格律,重视音律

春感时,多局限所谓“艳别之思 回环吞吐 婉、蓄藉比兴谐和,语言圆润,清

科”之范畴 的表现手法 新绮丽,具有一种柔

婉之美

一、题材:“樽前”“花间”与“塞外”“江天”

题材的广阔和狭窄是豪放派与婉约派最显著的区别。

纵观从婉约派的开山鼻祖温庭筠到后来的吴文英、王沂孙这三百余年间所谓“以婉约清丽为宗”的词人作品,数量浩繁而题材狭窄,绝大部分是写伤离送别、男女恋情、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虽其间柳永、李清照等有所开拓,但毕竟难脱桎梏。

而豪放派则完全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藩篱。苏轼以一个革新者的勇气,把词从“娱宾遣兴”的工具改造发展为独立的抒情艺术;把词从“樽前”“花间”推向较为广阔的社会人生。“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载熙《艺概》),山川景物、记游咏物、农舍风光以及吊古感旧、说理抒怀等都大量写入词中。如《念奴娇》(“大江东去”)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不朽名作。到南宋辛弃疾,又有了新的发展。 二、形式:削足适履与革新突破

婉约派词人一般都更注重词的形式。视音律上的规则(如“五音”、“六律”)为法度,视语言上的清规戒律(如“珠圆玉润”、“无一字无来处”等)为法宝。如前所述,本来他们的作品内容就陈旧贫乏,题材狭窄单调,便更是醉心于谐音合律,刻意于雕章凿句,以华丽的形式掩盖其空虚的内容。甚至宁愿削足适履,也不肯越雷池一步。就拿婉约派中成就最著的李清照来说吧,明明面对着国破家亡、穷愁潦倒的严酷现实,却抱定“词别是一家”的艺术偏见,生怕在词作中流露出一丝半点。尽是“凄凄惨惨戚戚”,虽催人泪下,但缺乏一种激人奋起的力量。这样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而她同期的诗作(如“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等)却由于豪放雄健而为人所称道。

就是这样,内容限定了形式,形式又反过来框住了内容,婉约派词人们牢牢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在这一点上,以周邦彦、贺铸为代表的“格律词派”更是登峰造极。

而豪放派则不是为形式所羁,而是充分调动形式为表现内容服务。最突出的是苏轼。为了反映广阔的生活面,苏轼打破了“词必协律”的陈套,使词从音乐的奴隶的地位解放出来。但苏轼并不是完全不顾或不懂音律,而是由于他“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见《复斋漫录》引晁补之语),又“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见《历代诗余》引陆游语)。苏轼充分发挥词这种独特语言文学样式的长处,利用长短句的错落形式,造成节奏的舒卷变化,用词造句也力求铿锵响亮;从而达到了形式与内容与情感和谐统一的艺术境界。陆游是南宋杰出的诗人,精通音律,诗词俱佳,他曾“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见《历代诗余》引),足以证明苏轼的成功。

语言上,苏东坡也打破了婉约派的清规戒律,多方面吸收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尔也运用口语,只要是能恰当的表达他的思想感情,任何词语他都敢用,从而形成了一种体现东坡个性的清新朴素、明快畅达的语言风格。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蝶恋花》)等等,都明白如话,自然清新,生动准确。 可以说,正是因了苏轼的大胆革新,才使词脱离了音乐的羽翼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

三、表现手法:“回环吞吐”与“冲口而出”

秦少游自会稽入京------(东坡)又问别作何词,秦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坡云:“十三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秦问先生近著,坡云:“亦有一词,说楼上事。”乃举“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晁无咎在座云:“三句说尽张建树封燕子楼一段事,奇哉~”(据《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引)这个故事很能说明苏轼与秦观,亦可推及豪放婉约两派在创作上的不同特色。

婉约派写景则铺叙细腻,曲尽其形,且辞藻华美,抒情则委婉含蓄;而豪放派写景则大笔勾勒,朴实明快,不用辞藻,抒情则直写胸臆。此可比较李清照《声声慢》与苏轼《念奴娇》便知。

如果说在词的题材内容的广阔上豪放派大大超出了婉约派,那么在艺术上,应该说两派各有长短。具体说来,婉约派在形象的描绘刻画方面确有独到之处,尤其是白描手法的运用,能够达到“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这在丰富词的艺术表现方法上,不能不说是一大贡献。在抒情的委婉含蓄上亦有成功之处,能造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显得典雅工丽,然失之缠绵悱恻,无昂扬之气。

而豪放派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结构上跳跃动荡,纵横潇洒,造成一种开阔、健朗的艺术境界,格调显得清超豪迈,固然为婉约派所不及,但在具体形象以及人物心理状态的细致描写和刻画上似稍逊于婉约派。  最后,引用俞文豹《吹剑录》的一段记载: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耆卿,”对曰:“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婉约派,是宋词风格流派之一。另一个相对的流派是豪放派。

明确提出词分婉约、豪放两派的,一般认为是明人张綖(字世文,著有《诗馀图谱》、《南湖诗集》。清人王士禛《花草蒙拾》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王又华《古今词论》所引张说,大意略同。稍晚于张綖的徐师曾(字伯鲁,明嘉靖时人),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也指出:“至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

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徐师曾的说法与张綖相近。婉约与豪放并不足以概括风格流派繁富多样的宋词,但可以说明宋词风调具有或偏于“阴柔”之美、或偏于“阳刚”之美的两种基本倾向,有助于理解宋词的艺术风格。

婉约,是宛转含蓄之意。此词始见于先秦,魏晋六朝人已用它形容文学辞章,如陈琳《为袁绍与公孙瓒书》:“得足下书,辞意婉约。”陆机《文赋》:“或清虚以婉约。”在词史上宛转柔美的风调相沿成习,由来已久。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贵家、秦楼楚馆,因此歌词的内容不外离思别愁、闺情绮怨,这就形成了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香软”的词风。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且都能各具风韵,自成一家,然而大体上并未脱离宛转柔美的轨迹。因此,前人多用“婉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软媚”(《词源》)、“绸缪宛转”(《酒边词序》)、“曲折委婉”(《乐府馀论》)等语,来形容他们作品的风调。明人径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应当说是经过长时期酝酿的。

婉约词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

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如《弇州山人词评》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

元 曲

重头又称联章体,由同题同调的数支小令组成,最多可达百支,用以合咏一事或分咏数事; 带过曲由同一宫调的不同曲牌组成,如[雁儿落带得胜令]、[骂玉郎带感皇恩采茶歌]等,曲牌最多不能超过三首,实际上是介于小令和套数之间的一种特殊体式。

集曲则取各曲中零句组成新调,类同诗中之“集句”

中国美术发展史

姓名:赵万里    学号:08150101011   08级数学与应用数学一班 中国美学史关于美的论述对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了解历史可以正确的看待现在社会主义文艺,中国美学史关于美的论述让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中国美学所研究的内容,他的发展过程同前人对美的看法所总结的理论。中国美学讲究的气韵、风骨、意境、神韵等,还有美与善(功利)讲的密不可分,甚至混为使用,对现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就有许多关于美与善(功利)的论述。墨子说:“故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心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

先质而后文。”既“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文,此圣人之务。”“

后求丽。”这说明美与功利善的关系,事物总是先有功利,然后才可然有美,美与功利与善是不可分的,要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就要解决现代人民的工作问题,

里仁为美,君子只有吃饱了,才可然更好的发展当代的文化艺术,还有孔子说“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孔子还提出尊五美,屏四恶等,孔子和墨子的美学思想都是强调了美与善(功利)的联系。但墨子是站在小手工业的立场上,代表他们的利益和思想。孔子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一切都是统治阶级说话的,他所谓的善和功利的思想是指统治阶级对“礼”和”仁义”都是为统治阶级的社会等级秩序,社会思想和教化目的服务的。荀子也说过:"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每是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客观事物,这些客观事物之所以是美的,就在于"致其用".这就是说是有功利性的,可以来为社会服务的. 在从艺术方面来讲,中国古代艺术家所追求的美的境界是意境,所谓意境:就是心与物情与景的统一,就是艺术家的主观思想情感审美情趣,与自然景物的贯通交

我国的诗歌,绘画,以及其他艺术中,常常以精练的语言、造型、韵律,创造融,

出感性的美的意境.如杜甫的诗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既表现了春夜的怡静的气氛,又表现了诗人的愉悦心境.又如在造型艺术中所讲究的形神.中国画论把形神兼备作为艺术美的重要标准.所谓神指人的思想感情性格等;所谓形是指人物的外部表情特征,语言动作表情等.如四川出土的"说书佣",东汉工艺品.都体现了艺术中的形神兼备的思想,当代的社会主义文艺,不管是在绘画、雕塑、音乐对形神,意境的要求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优秀的作品不单只是在技术的高操,其内容所表达的思想,或是能给人有细细品味的地方,如唐太宗李世民陵墓中的昭陵六骏,采用写实手法,布局简洁明快,造型雄健优美。其六骏造型个异,或静立,或疾驰,或患步款行,姿态生动.

中国古代艺术绘画、雕塑、音乐等,因时代和作者的个性不同,其艺术也就有不同的风格,各种对美的理解,在其论述也是十分精到的.如等,对当时的艺术文化的发展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现在的电影艺术MTV等制作,因制作人的不同,其作品的风格也不同,有的雄伟大气,有的狂放,而有的含蓄.抒情、潇洒而优美.虽现代艺术有许多借鉴西方美学发展自己,但主要受中国美学史论述的影响更深.中国本土文化艺术受外来文化艺术元素冲击,而得到更好的发展.所以,中国美学史关于美的论述对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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