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发配犯人，衙役也要同行押送，路途艰苦，为什么还抢着干？

古代的发配，不管是发配到哪里，差役都是要同行押送的，但是，中途可能会更换押解的差役。这时候，差役相较要走完全程的犯人而言，就要轻松多了。

如果真的要走满全程，差役还要有一个折返，自然会遭受更多的旅途劳顿之苦。不过，视押解的犯人不同，差役们所受的“苦”也是不同的。特别是，这些差役还可以得到一笔不菲的收入，所以，即使受苦，他们还是会趋之若鹜。

“发配”到底是什么？

根据《清史稿·刑法志二》的记载，所谓的“发配”，就是“充军”。充军者，被军队管制，要在军中听后差遣、操练。只不过，到了清朝，充军者只需要“每月朔望检点，实与流犯无异”。这里所出现的“流犯”，就是被流放的犯人。流犯是被遣送到流放地生活、服劳役等等，并且由当地的官府管制。

不管是充军还是流放，最少的都要离开原籍千里以上。按照《清史稿》的记载，流放犯的流放距离在二千到三千里不等；而充军者，最远则可达四千里以上。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这趟旅途自然不是易事，犯人死在途中，也是常有的事情。

那为什么差役还要接这种苦差事呢？

首先，这些押解的差役可以得到一笔不菲的“差旅费”。

至少，在清朝时，这笔费用是由朝廷出的。被流放、充军的犯人，要带着妻子、儿女，甚至是父母、祖父母同行，朝廷都会“官为资送”。甚至有一段时间，犯人死在了流配地，其家属返回原籍，都是“官为资送”。乾隆曾下旨家属遣返时禁止“官为资送”，不允许地方官府再出差旅费用，但是很快就“律成虚设矣”。为什么各地官府置之不理呢？肯定是大家通过这笔费用，都有各自的好处可得。而在秦汉及之前，流放、发配的费用是要差役自负的。可是，默认的规矩是，这笔费用可以跟当地官府的官吏募集，而官吏们也是必须给的。

刘邦当年解送刑徒去服劳役，沛县的大小官吏，默认每人都要给三百钱，而萧何，则会多给两百钱，给刘邦五百钱。刘邦正是靠这些钱，押送几十号刑徒，并且一路还可以有酒喝，有肉吃，走到了目的地。

其次，押解的差役还会有额外的收入。

《水浒传》虽然是小说，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林冲误入白虎堂，被刺配沧州。董超、薛霸负责押解，就得了林冲的老丈人张教头的银两。甚至是鲁智深送了一路，虽然对两位公差多有不满，最后，还是给了两人一些散碎银两。

很多被流配的犯人，通常家庭都不会一贫如洗，为了让亲人在流配途中舒服点，贿赂差役，就是必然的选择。除此之外，如果还有其他猫腻，这些差役还会有额外的收入。虞侯陆谦为了除掉林冲，就送了董超、薛霸每人五两黄金，这可又是一大笔额外收入。这就跟现代很多人抱怨，工作太累了一样，可是，当回报高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会说，不累，还可以再坚持一下。

再有，古代的很多律法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大清律例》中就规定，寒冷的农历十月到第二年正月，还有炎热的六月，都停止发遣流配犯。即使是已经在途中的，最多接递到十一月初一，也必须停止，等到第二年二月初一再行转解。这一规定，实际上保护了犯人和差役双方，避免因为天气原因，导致路途中，出现不必要的意外。而且，从《大清律例》中“经过州县照常接递”、“转解”等规定可以看出，在大清朝，押解流配犯的公差，很大可能不需要陪流配犯人走完整个行程，而是一个区域内的差役，只负责其中一段路程的差解。到下一州县，办理交接之后，就可以返回了，下一段路程，由接受交接的府衙差役来完成。

出个短差，还有油水可捞，这可以说是“美差”了。更何况，途中的主动权也掌握在差役手中，他们要比被流配的犯人舒服多了。最后，流配的途中，还是可以坐车的，甚至骑驴乘马，都是可以的，不一定都要靠步行。当然，这个就要看差役自身，或者是流配犯人的实力了。

清朝名臣林则徐，被革职遣戍伊犁时，就是坐车去的。途径沙漠时，能坐车的时候坐车，不能坐车的时候，就骑马，车马皆不可行时，才会步行。而且，不止如此，途中的官绅、名流，还纷纷留步林则徐，热情款待。林则徐走走停停，从西安到伊犁，竟然走了四个多月。林则徐有交通工具，住宿自然也不会差到哪里。到了伊犁，伊犁将军布彦泰还亲派兵丁迎接，并且送给林则徐米面、猪羊、鸡鸭等一大堆食物。普通犯人，要靠服劳役，做工匠，或者自行耕种过活，而林则徐被流放了，还特别受优待。道光帝拨给了林则徐一大片土地，让林则徐靠收租养活自己。这……待遇太好了吧。林则徐的待遇这么好，负责押送的差役，自然也会得到不少的好处，行程也不会太苦。

如果遇到有钱，而且余威不减的流配犯，那押解的差役，不是去受苦，反而是得到了绝对的“美差”，自然会抢着去干了。再加上，古代的很多差役，多数是官府雇佣来的地痞流氓，刘邦就是个典型。这些人，也不惧怕路途遥远，很可能，他们还会在途中找到自己的乐趣。即使是走了流配犯双倍的路程，对他们而言，也就没那么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