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顶尖交易员江平的奋斗史_飞外

作为在雷曼兄弟为数不多的华人，江平自1995年就开始为雷曼兄弟效力，这在白人云集，压力巨大的华尔街并不多见。在雷曼工作了十年后，江平在2005年提出辞职，转头就进入了当时龙头式的对冲基金——SAC， 就是那个因内幕交易闹得一败涂地，后来还被拍成了美剧的对冲基金。

当年，雷曼兄弟为了挽留江平，还开出了近1000万美金的留用奖励，可江平最终还是进入了SAC。

江平是80年代最早的那批留学美国的学霸精英，同时期留美的还有如薛蛮子、李开复等人。从斯坦福大学毕业之后，江平就开始从事金融衍生品的业务。

1978年，不到13岁的江平离开自己的故乡，江苏靖江，来到扬州中学。这之后，他的人生一路开挂，就像所有的高智商理科生那样，先是扬州高考状元，随后进入了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毕业后保送中科院读研究生，随后留洋，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化学博士，在这期间，江平自修了金融专业。之后，他进入了后来的创业者摇篮——斯坦福大学攻读金融博士。

20多年间，2005年从雷曼兄弟辞职后是江平纸，一眼看出结果的对错。最后，江平已经可以“只看图形，就能估计出价格”，理论成了一种生物直觉。这种生物直觉影响到了他后来的投资生涯。

后来，在他进入雷曼兄弟做研究时，一位客户在问一种日元的衍生品习惯。公司的交易员和分析师从系统调出模型来帮助运算，他观察日元走势后就说出价格在1.45左右，而运算结果显示，在1.38和1.48之间。

1995年，毕业后的江平进入华尔街签约雷曼兄弟公司。

而在1994年12月，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比索汇率狂跌、股票价格暴泻。雷曼兄弟因此损失惨重，信用被降级，一度谣传要破产，其拉美外汇交易部，成了公司业绩最差的部门。

签约后，江平以一名技术部门普通员工的身份，被分配到了这个部门。

凭着对数据的敏感性，调研后，江平发现墨西哥货币比索被严重低估，有着强大的升值空间。于是，他大举买进。

挺过危机之后，比索果然强劲反弹。江平所在的拉美外汇交易部，从业绩最差，一举反转成雷曼公司最挣钱的部门。

不久，江平也如愿，成了一名交易员。

进入SAC：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

从1995年至2004年，全球经济动荡，基金经理们都很难交出稳定的成绩单。不过，江平的投资总能达到30%到100%的年化收益率。数次震荡过后，他成为了雷曼兄弟贡献最大的交易员之一。扶摇直上，在遍地白人的公司中一直做到公司的高级副总裁。

可是，这位“送财童子”得到的报酬，却与他的付出不成正比。在雷曼兄弟的十年，江平的平均提成在3%到4%之间。直到2004年，才一步提到11%，其中现金部分只占3%。在华尔街，按业绩提成一般是10%到15%。

在2005年江平要离开的时候，雷曼兄弟才回过神来，为了留下江平，开出了全新的价码：16%的提成，外加千万美元的特殊奖励。不过，这一切都来得太晚了。

2004年年底，江平准备回中国发展。不过，SAC的掌门人、华尔街超级巨星Steven A.Cohen却闻讯赶了过来。

Cohen在1992创立的SAC资本顾问公司（SAC Capital dvisors）曾是世界上最挣钱的对冲基金之一，成立后18年平均年度收益率超30%，2000年的收益率高达73.4%。由此，人送Cohen外号“交易界的迈克尔·乔丹”。

Steven A.Cohen

江平和Cohen在曼哈顿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饭会谈。江平告诉Cohen，他在华尔街看到太多的阴暗面，决定退出江湖。但是，Cohen发现江平身上有着“超级交易员”的潜力，极力劝他不要退出，并开出优厚条件力邀他加盟SAC。

Cohen一见面就送来了大礼——江平在雷曼兄弟工作了十年，每年帮助公司挣 1 亿多美元，也没有一次拿过那么多的奖金。

2005年年初，江平向雷曼兄弟递交了辞呈。大年初一，他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靖江老家。

几天后便回纽约，刚出机场，SAC已有车在等候。

加入SAC后，江平开始建模型、与券商建立关系，同时分析跟踪市场，但很快却亏掉了七八百万美元。之后，他集中力量在墨西哥做短线交易，每一个盈利的机会也不放过，哪怕只能赚几百美元。三个月后，终于打平。

2007年，美国《交易员》杂志刊出了一份“百位顶尖交易者”的榜单，时任SAC董事总经理的江平以超过1亿美元的年收入跻身其中。榜单上收入过亿者几乎都是拥有巨额资本可坐享其成的对冲基金老板，而江平全凭交易业绩入选。这也是该榜单历史上首次出现华人的面(萨日朗什么意思？萨日朗是一种红色的花，细小的茎叶，白色象蒜一样的鳞茎，火红的花冠向上卷起，内蒙古草原的人们叫它萨日朗花。 蒙语萨日朗花，翻译成汉语就是草原上的山丹花，象征夫妻和睦，也象征多子多福。)孔。

同性骚扰丑闻：两人纷纷离开SAC

同样是2007年，当时还是SAC公司雇员的Andrew Tong（男性，华裔移民）指控江平性骚扰自己。时年，Tong37岁，已经结婚（异性婚姻），于199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CNBC曾报道了Tong在诉讼中对江平指控的细节：

在被SAC录用后，Tong称，江平来找他，并告诉他自己有一个交易法则：他的交易员不能激进；交易者必须柔弱一些，而且还指示他开始服用雌性激素。

Tong说，之后，他从黑市上买来了雌性激素。

Tong宣称，然后他遭受了情绪和身体都痛苦。在激素的作用下，他开始穿女性的衣装，对他妻子失去“性”趣，而他的妻子一直渴望有个孩子。

Tong说，性骚扰包括两人之间的性关系。

其实，Tong与江平早在1998年就已认识——当时，两人都在雷曼兄弟工作。后来，江平转身SAC，但两人仍有联系。2005年7月，以承诺25万美元的最低年薪，江平把Tong从雷曼兄弟挖了过来。

纽约州最高法院公告

2005年8月19日，Tong正式进入SAC工作时，江平已贵为管理阶层，Tong成了江平的下属。于是，也就有了后来媒体报道的——“要在职场得心应手，就必须改掉暴躁的男子个性，以柔制刚”——领导对下属的“教诲”。

在起诉江平后，Tong被SAC解雇，他与妻子隐居在了泽西市的一所公寓。

不过，江平和SAC都否认了这些指控。认识江平的人都说他为人进取、出类拔萃，难以将他和Tong的指控扯上关系。

最终，Tong的起诉被纽约州最高法院驳回，这件事也终于告一段落。

期间，Tong还做了精神鉴定

2008年1月，江平也离开了SAC。同年3月，他在纽约创立了对冲基金——江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PING Capital Management,Ltd），业务伸展到中国市场。

在他曼哈顿中城的办公室里，没有单独办公室，江平与团队其他交易员研究员坐在一起。在他的办公桌上有8台电脑显示屏，各种金融数据库和技术图线闪烁，一台直线电话通往世界各主要交易市场。

在江平的描述中，华尔街就是个暗器遍布的江湖，“人在江湖，需要时刻提防”。

第一，由于交易所对于单个账号交易量的限制，借用他人账户扩大交易规模的行为盛行，违反了开户实名制原则。

第二，由于中国正在逐步走向国际化，境外高频交易者具备交易策略和交易技术的优势，但是外汇管制制约了将高额的利润转移到境外，普遍存在的情形是，在中国成立贸易公司，通过虚假合同的方式将资金洗钱出境。

第三，一些在国外也属于禁止行为的恶劣的高频交易策略在中国大行其道，操纵市场价格，盈利丰厚，关键问题是难以识别其风险，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

中国证券法早已明确，操纵市场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但“只停留在定性的层面、缺乏执行细则”的现状，使得许多违法行为难以取证、定性、监管和处罚，往往只是停留在违规层面而难以追溯其违法行为。在新形势面前，中国应完善明晰的证监会立法、各交易所立规、证监会派出机构执法的三重监管体系。

业务规范

其一，交易所应该放宽报备高频交易者单个账户的交易量的限制，真实地反映高频交易对于市场的影响，降低监管成本。同时，大力支持以套保、套利为主的金融机构进入市场。

其二，卡住“高撤单率”这一咽喉运行监管。高频交易策略千变万化，同样的策略每天也需要根据市场表现修正参数。有些交易行为有利于市场稳定，而另一些交易行为不利，甚至是违法欺骗。监管不应从高频交易策略的类型报备、交易量限制甚至是盈利能力的角度来评价和限制高频交易，而应直接卡住咽喉——“高撤单率”。由交易所实施撤单率阶梯式收费，将有效、简单地维护市场的合法合规性，引导投资者使用fak/fok指令来规避高撤单率。

其三，完善做市商制度。做市商（Designated Primary Market Maker，DPM）制度是一种市场交易制度，由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的法人充当做市商，不断地向投资者供应买卖价格，并按其供应的价格接受投资者的买卖要求，以其自有资金和证券与投资者运行交易，从而为市场供应即时性和流动性，并通过买卖价差实现一定利润。交易所认可的、有强制义务的做市商，与交易所之间应该形成一种相互扶持的合作关系，共同维护市场的稳定。在一个稳定成熟良性的市场，做市商往往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的状态，由交易所给于补贴。做市商不仅享受特权，更重要的是需要承担义务。由于国内未真正实施做市商制度，某些投机者将做市商策略改造为逐利工具，在享受特权（违法交易行为）的同时，不承担任何义务，操纵市场获取暴利。这种行为对于市场的危害极大，对于技术系统的安全性也构成威胁。中国应积极探索义务做市商制度，义务做市商的出现将通过交易成本的优势，有效地遏制某些投机者的违法行为。

其四，金融工具不会自己造成社会问题，而是使用工具的人，监管好使用工具的人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监管部门应该加大监管力度，现有的处罚条例实在是太轻，难以起到警示威慑的作用。

技术规范

中、外交易所的本质区别在于外国存在信用交易，中国不存在信用交易，而是第三方存管、保证金风险管理制度，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的金融监管基础和技术规范与国外完全不同。高频依赖于技术优势，已达到微秒必争的程度。国内交易所现在的技术体系尚未充分考虑高频交易在中国的崛起，缺乏有效的技术控制措施，应迅速予以规范。

其一，行情规范。由于缺乏行情授权管理规范，国外交易所和经纪公司违规转发和盗用中国行情的行为不受制约。例如新加坡A50利用中国证券行情在境外运行期货交易，而中国对此缺乏法律追溯权。高频交易最重要的是“眼明手快”，行情速度比交易速度更重要。由于交易所前置的对时存在很大的差异，绕开柜台系统直接收集所有前置的信息可以过滤出最优行情，而对于正常的交易则产生了压力。所以，交易所行情前置的管理要规范透明，对所有投资者一致。

其二，交易通道规范。中国的法规不允许交易所直连（Direct Market Access，DMA），必须经过经纪商的柜台交易系统验资验仓、转账、风险管理和结算。另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为了金融体系的安全，经纪商的柜台必须通过交易所的API接口报单，交易所不开放不受控制的底层通讯协议接入。由于对于DMA缺乏明确定义，各种技术创新手段因此应运而生。交易所不开放底层通讯协议接入，但是由于漏洞被破解，或者是交易所软件开发人员的泄漏，个别投资者违规取得了优势，应予以禁止。

某些柜台软件违反了信息系统“安全、稳定、高效”的基本原则，为了追求交易速度，抛弃了安全、稳定的前提，片面最求速度，造成高频交易独立系统的安全事故不断，系统容量的不足迫使经纪公司建设和管理大量的次席交易系统。今年7月，证监会以《资本市场交易结算系统核心技术指标》的国标方式规定和规范交易系统的设计要求，应得到行业的重视和执行。

柜台软件供应商不仅仅是供应基本的交易功能，还需要符合及时响应交易所业务和技术变更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应急服务的技术能力，接受交易所的许可、监督和支持，应明确柜台供应商的准入和管理条例。由于违规成本较低，在利益的驱使下，某些未经交易所批准的柜台系统直连交易所。交易所应启动对于经纪商系统的接入实行加密的身份认证，并实行问责制，对于违规部署未经许可的系统而导致交易事故运行处罚。

其三，第三方接入规范。第三方接入管理的核心是持牌经营，防范非持牌机构和投资者利用持牌金融企业的交易通道，延伸交易场所和交易通道，运行不受监管控制的非法的金融活动。持牌金融机构（证券、基金、期货）之间应无条件允许第三方接入，持牌私募和作为交易所做市商的产业客户也应允许经过尽责调查的第三方接入，个人客户、非持牌机构、互联网供应商都应禁止接入。允许持牌机构之间的高频交易互通互联，有利于市场的高效与稳定，高频交易与主交易系统的隔离有利于技术系统和客户远程登录行为的安全可控。

尽快重新放开股指期货交易

股指期货的限制将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第一，股指期货的缺失使得中国金融市场功能难以充分发挥。股票市场和股指期货作为原生资产和衍生品，有效地发挥金融市场功能。股指期货受限后，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难以为继。股指期货为聚集风险的现货市场供应了风险的泄洪口，投资者通过股指期货对冲下跌风险，从而不用立即抛售股票，可以延迟现货市场的下跌，减缓股票抛售的压力。同时，投资机构可以运用股指期货对冲风险，期现套利进一步增强了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也有助于提高股票市场的流动性。

第二，股指期货重新放开，有利于防止金融话语权旁落他方。股指期货受限后，境内许多投资机构不得不辗转到境外参与新加坡A50股指期货，这将会对中国本土的金融话语权或者定价权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中国商品期货市场缺失定价权，已经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惨痛的损失。日本的日经225指数期货曾经在新加坡的交易量远大于日本本土，如果这种情形在中国上演，将会给中国监管部门对金融市场的调控和监管造成极大障碍。另有报道，部分国际投资人曾向明晟公司（MSCI）反馈，无法在中国A股对冲风险，参与交易面临很大挑战。所以放开股指期货的限制，可能会对未来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有一定帮助。

第三，股票市场和股指期货的同步，是重新开放股指期货交易的核心。股指期货是股票市场的有效避险工具，缺一不可。由于股指期货的杠杆化作用，其相比股票市场更具有效性。去年股灾救市过程证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救市资金直接入市是缺乏效率的，使用少量资金即可通过股指期货迅速有效地控制股票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中国的股指期货是为中国股票市场服务的，所以首先一点就是中国的股指期货交易时间段与股票市场同步，非同步的规则会严重干扰市场稳定性。

涨跌停板是导致去年股灾的罪魁祸首，也是中国市场很多不健康现象的“幕后黑手”，最好是采取熔断机制。年初试行的熔断机制是正确的，但是选择的实施时点错误、熔断机制与涨跌停板共存是错误、人为设定的熔断阀值更是错误。熔断阀值应该根据历史2-5年的daily return的3-4个标准差来计算，熔断后应及时公布熔断原因的消息和说明，消除投资者的恐慌情绪。

全方位培养高精尖金融交易团队

金融战是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如果中国在金融方面没有自己的高精尖人才团队，国家的金融市场安全就无从谈起。

由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的证券市场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频交易，期货市场流动性较好，即使有初级的高频交易也只是类高频交易，国内交易员跟伊士顿之类的高频交易团队相比，根本毫无反手之力。

中国已经为在金融交易的高精尖方面的短视和封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若不是2015年的股灾，我们甚至不知道有国际强盗已经进来在洗劫。因此，在金融市场，中国不能重蹈闭关锁国的悲剧，唯有充分研究高频交易的有利和有害之处，从法律和监管层面规避其危害，同时鼓励国内的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和交易，逐步缩短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差距，培养高素质的金融交易人才，同时也为有效监管供应了人才基础，才能在将来与国际接轨时不至于落后，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安全才有可靠的保障。